LGBT电影如何避免真空尬秀？
讲一个冷笑话。有一天世界动物保护协会（WSPA）的工作人员来到动物园，要求他们将关在笼子里供游人观赏的熊猫立刻释放出来，因为一旦WSPA把某物种列入珍稀动物保护名单，所有人类就不应对它施以任何形式的虐待。动物园长说，熊猫在我们这里比任何动物都受欢迎，如果你要带走它们，最好借给我们一个新台柱。于是，WSPA给了他们LGBT。从此以后，动物园的生意更火了。
很不幸，近年来许多LGBT电影给人的观感就像观赏笼子里的大熊猫那样宜人。LGBT群体越来越多地从生活的复杂性中被单拎出来，在一个缺乏当下社会基础的舞台上展示——我称之为真空尬秀。这不是偶然现象，围绕性少数议题，整个电影工业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类型片”产业链，奖项引导创作者们走政治正确的捷径，越来越多的套路，越来越少的思考。产出了很多LGBT电影，但除去空发倡议的爱的赞美（爱没有差别，指向平权）与罕见批判力度的诉苦（性少数的爱付出更多辛苦，指向包容），基本无话可说。一种丰裕的匮乏。
相比之下，《谁先爱上他的》做出了一个不容小觑的突破。影片上承李安的《喜宴》，将讨论焦点放置在家庭、婚姻和性别的关系上。但相比《喜宴》全片设置的异国华人环境（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架空的舞台，讽刺的是为对比东西方文化而搭建，却没有深入到西方和东方任何一方的当代社会结构，故而显出表浅的东方主义），《谁先》根植于台湾本土社会，将同性议题放置在一个完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思考。于是我们终于看到同性恋原来也活在一个怕死要买保险、付不起医疗费和四处有人放高利贷的社会而不是动物园。
女性之不幸，到底是谁的锅？
同妻的痛苦是由她的同志丈夫造成的吗？
《谁先爱上他的》并没有拘泥于把刘三莲仅仅呈现为一个同妻，一位被隐瞒性取向的同志骗入婚姻屡屡受伤的无助妻子，而是塑造成一个更完整因而也具有很强普遍性的市民阶层家庭妇女的形象。
三莲努力做一个公认的好太太、好妈妈，工作家务两不误无时无刻不在忙忙碌碌，全方位照顾孩子并把考试成绩放第一位，为了孩子出国留学的前途而誓夺丈夫的保险金，但做一次“坏人”也要先到庙里自我告解一番，连借酒消愁都会嫌酒贵而心疼不已。直到丈夫分居，她仍然抱有挽回的希望，不惜卑躬屈膝地讨好，以为过得不如意，只是自己还不够努力。
这种处理使得三莲这一形象具有了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代表了在异性恋社会的规训下痛苦挣扎的女性群体，她们被要求在专偶制家庭中完成自己生育子女和照顾丈夫的“任务”，以维持社会再生产。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女性必须更广泛地直接参与到社会生产中去（才能维持家庭的生存），她们往往在家庭与工作中首尾两顾，疲于奔命。因而，丈夫宋正远（同志）在家庭当中的缺席设定，实际上作为一个普遍境况在特殊案例中得到了极致呈现。同志身份也并不能作为男性丈夫在这个男权社会利用优势地位对女性造成压迫的借口，尽管同志骗婚者的确有自己的苦衷。相比之下，指责同志丈夫的道德水准是失之浅表的。因为没有婚姻不带有根本上的欺骗性质，而爱是通用的诱饵。
同时，从简单的倒苦水都只能找收费高昂的心理医生，到无孔不入的辅导班广告，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一个什么都要付钱而人际关系崩坏的冷酷社会。因而，当那个到“男小三”工作地自嘲式地吼出“我当初嫁给丈夫就是为了等他死，就是要他的保险金”的同妻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看到将一切都进行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施加了多么大的压力在每一位女性身上。
最终，当三莲在心理医生面前提出了她那个“小”问题：“一切都是假的吗？”这种从苦难的生活经验中得出的怀疑，就具有了实在而强大的批判力。爱是假的吗？家庭是假的吗？努力就有回报是假的吗？社会衡量价值的标准是假的吗？他们允诺的幸福是假的吗？影片就此将矛头对准整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指出从来如此未必就是对的。既然社会的运作方式具有建构性，处在社会中的人就有改变它的权力和能力。
同志到底要平权，还是要解放？
在同志高裕杰那里我们似乎看到不同于异性恋霸权社会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从人际关系到戏剧工作，高从各方面努力抵御着商品化的侵袭，在周身建造出一个小且短暂的乌托邦氛围，并付出了巨大代价。而同志身份使他那套不大的居所成为一个长存的异托邦空间，家庭和婚姻不再是爱的归宿。保留原样的“他看过一半”的书籍则是这个异托邦的图腾。
宋正远正是向往着异托邦的自由，进入、退出，复而进入，并使自己的生命终结于此。宋留下的保险成为妻子三莲和儿子小宋进入的钥匙——影片正是围绕这把钥匙展开。我们看到，宋亡故后，他的异性恋家庭在经过异托邦的过程中，走向了母子和解。这是影片赋予LGBT的希望：成为主流社会的镜子，使异性恋在反照中获得异质性的成长——而不是承认LGBT与他们有平等的权利。我们姑且不论母子和解的合理性，这里对性少数议题的处理的确是迥异于LGBT电影的一贯思路的。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这样来接受同性恋：“同性爱和异性爱没有差别，爱都一样。”在这种说辞中，家庭私有制下的性别规训被轻易地抹去了，仿佛性少数不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仍然愿意充当异性恋社会所谓多元性的虚伪注脚，仿佛男性（而不只是gay）和女性（而不只是同妻）不是因为这样才被束缚在性别的刻板印象里，从而衍生出不断重复的压迫和被压迫。
究竟是谁要出柜？
应该“出柜”的不是性少数，而是异性恋。也许基于这一点，《谁先爱上他的》不畏惧展现同志其实和异性恋面临着资本主义运作的同源压迫，这反而为性少数本身指出了一条强有力的解放道路。寻求更普遍的人类自由，在解放异性恋男性和异性恋女性的过程中，不断革新自己的身份，要比乞求包容和用婚姻财产制度来捆绑情感关系更接近爱、尊严和骄傲。
也正是在爱的制度上，性少数蕴含着惊人的革命性。一个家庭为什么不能同时拥有两个父亲和一个母亲呢？又或者，家庭与家庭之间为什么不能共有财产和亲人？——想想那笔保险金。一个真正的“不用抢就拥有一切”的社会，一定是和资本主义社会迥乎不同的。
救救孩子？
跳窗实际上意味着对现实秩序的逃离欲望
宋呈希是个好名字。在影片开始，他努力逃离来自母亲的直接压迫，之后借助保险金和由此而起的争执，宋呈希走进了陌生父亲的过往，并达成与母亲的和解。他也许意识到，在这场喜剧当中，似乎没有谁是纯粹的“坏人”，不过也没有谁能靠一己之力做一个纯粹的“好人”。但真正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解决。母亲之所以逼迫儿子学习，是因为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并不讲爱。即便母子达成了和解，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挥之不去的压力。
“互不打搅就是最好的祝福。”母亲的说辞将孩子从那个异托邦推向这个残酷的现实。的确，面对社会这个难以立刻改变的庞然大物，这对母子除了继续遵守交通规则，又有什么底气作出另类的抉择呢？巴厘岛和出国留学，前者可以出现在戏剧舞台和父亲写下的歌曲当中，而后者才是现实通关路上能保证顺利晋级的门票。因而，影片的结尾还是显得中产知识分子气。要知道，毕竟不是每个孩子都有一个能留下房产和可观存款的父亲啊。
实际上，三莲和呈希在影片中所展现出的焦虑、困惑和无助，可以说实实在在地来自于台湾社会多年的集体情绪。曾经的经济辉煌一去不复返，在与东亚其他地区的比拼中渐失竞争力，老龄化少子化问题袭来，收入增长陷入停滞，物价高涨，压力只会有增无减。
2017年，台湾当局强行通过“劳基法”修法，针对劳工群体的允诺从“周休二日”变成了“一例一休”，还砍掉了7天法定假日。实质上带来的是工时增加和加班费减少。另一边，民进党当局自2016年开始推行“同性婚姻平权”，一年后采取的方式却是走上层路线——大法官释宪，然而相关提案在公投中屡被否决。
两者真的是无关的吗？讲一个故事：
在那个县城的小宾馆里，我和他经历了短暂的半个小时。他是修电工，老板盯得紧，午后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一天从六点开始，七点工作，一直到晚间，没有周末。他迅速地和我谈他的家庭，他六岁的女儿，（一笔带过他的妻子），然后掏出手机给我看他在网上给女儿准备买的玩具。沉重的开销和房贷让他喘不过气来，并说多么羡慕我一个人在大城市。说着，他穿起他那件买来作工作服的脏兮兮的交警队上衣，马上要离开。他的身体肌肉线条很美，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说话显得低沉但不自信。那之后，我没有再见到他。
所以你看，即便在同志群体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阶层，并因而拥有不同压力和困难焦点。同时，社会的不同议题纠缠在一起，它们集合在一个人的身体上，无比真实，无法分割。对于这些，电影工作者们至今展现得不够，甚至在政治风向的驱使下有意回避。而《谁先爱上他的》作了一个有效的尝试。不过对于LGBT，我们至今仍然知之甚少。因为对于女性的解放，劳动者的解放，所有人的解放和自由，我们仍然知之甚少。
“酷儿解放而不是被同化”“要酷儿解放，不要彩虹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