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器官协调员又被称作“护理协调师”。

他们的工作是寻找潜在器官捐献者，在确定器官来源之后，辅助器官捐献和器官移植的工作。

即便在信息爆炸式传播的今天，他们仍然是一种陌生且尴尬的存在。

有人认为他们辅助器官捐献的数量是工作业绩，器官协调员以此获取更高的工作酬劳，罔顾濒死患者和家属的感受。

但是偏见却只是器官协调工作中众多困境之一。

器官捐献的最佳来源是脑死亡的患者。

随着医学科技的发展，患者的心跳、呼吸、血压等生命体征都可以通过一系列药物和先进设备加以逆转或长期维持。所以在外界设备的辅助下，脑死亡者依然有生命体征。

如果脑干发生结构性破坏，会直接导致呼吸功能停止，无论采取何种医疗手段都无法挽救患者生命，停止手法或机械呼吸后，必定在短时间内心跳终止。

这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脑死亡”。

如何在这种时刻劝说家属进行器官捐赠，无疑是劝捐过程中的一大难题。

台剧《生死接线员》真实向我们展现了的剧中主角——护理协调师们面临的困境。

家属不愿接受仍有呼吸的亲属已经濒临死亡，更不愿意亲笔写下“自愿放弃治疗”，似乎签下同意书的自己才是杀死患者的“刽子手”。

而协调员要做却是宣告奇迹的幻灭，让家属接受患者的客观情况，甚至还要在这种悲痛的时刻让家属放下芥蒂，接纳器官捐献的建议。

纪录片《医者——重生》把另一重苍白的现实放在了观众面前：

崇高的意义和成就感之外，是器官捐献极低的成功率。

王璐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器官协调员，要在器官功能具有活力的短时间内完成所有工作。

供体无法及时运输；受体无法及时手术；器官加速衰竭；手续流程耗时过长……

每一项意外都会增加器官废弃的可能。

器官一旦废弃等同于宣告所有的准备工作都是徒劳，然而接受这种打击是协调员的工作日常。

《人间世——团圆》介绍了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即：捐受双方互不知晓对方信息。

这样的原则规避了潜在的伦理问题。

但是在情感上，悲痛的捐赠方，却不能直接分享到受赠方的重生希望，受赠方也无法直接向捐赠方表达感谢。

当捐献完成，协调员依然在承担桥梁的责任，关怀家属，传递情感。

器官协调员“死去活来”的工作日程每天都在循环，他们身上永远背负着我们无法想象的重压。

一边面对生命的逝去，一边传递劫后重生的希望。

一边对抗传统的观念，一边负压解释死亡的真相。

一边接受负面的质疑，一边带着积极向上的勇气。

他们是和死神做交易的人，他们也是生命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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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艺小萌

首发于公众号：会点儿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