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婚姻只是个幌子，为的是表示我们正常。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主人公莱斯特的这句话，可能道出了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为了寻求与别人正常，为了不被排斥，可能连生活最幸福的人，都免不了借个幌子给自己避避嫌。人是社会的动物，直觉就是去寻找认同感，害怕与别人不同，为了合群，牺牲自我也在所不辞。只不过，如果放弃自己，如果认同感是通过与他人共性，而不是自己的个性来寻求的话，最终导致的可能不仅仅是迷途，甚至是癫狂。 然而，事情哪有这么简单。生活在共性的洪流中，寻求个性的道路难上加难。那个上校父亲听到莱斯特的这句话，在那么几秒钟的时间内，他心中某种东西发生了改变，他决定放弃做“正常人”了，因为这太苦太累。之前，他不时会看到小区里那两个恩爱的同性恋在快乐地锻炼，他在搜寻自己儿子房间的时候曾一饱眼福过莱斯特的裸身肌肉，他一口咬定自己儿子就是同性恋，在这些时候，他都不得不以一种极强的自尊心和暴力心态面对眼前，同时面对自己的内在本质。他高度分裂，军人的身份让他没办法像一个人类一样接受和解决它们，他仅仅采用着否定的方式。然而每一次的分裂，都是对他自己编造的谎言的一次严重的摧毁，最后，摧毁地差不多了，他豁出去了，宁愿做个怪胎（freak）。这是他脱离共性，走向个性的第一步。不幸的是，他马上受挫。他想寻求他在个性道路中的“同盟”，但他没有成功，怪胎不能结盟，他突然变成世界上最孤独的一个人，只是他不知道，个性道路永远都是悲壮的。 于是，这同样让他走向了癫狂，甚至比他装“正常”的时候导致的结果更加荒谬。 山姆•门德斯是这种“危机电影”的高手。《美国丽人》的延伸就是《革命之路》。如果《美国丽人》暗示的是共性使人病变，那么《革命之路》则道出了个性之路的崎岖坎坷。危机，简单来说就是幌子不保，真实面目不讨好的一个阶段。尽管通过电影，我们时而能窥到危机的出口，但是导演毕竟不负责解决危机，危机问题搬到银幕上来，印证的只是“一千个家庭就有一千种危机方式”而已。 不过，影片中的危机，其实已经远非婚姻危机，而是整个人类社会的个性危机了。与上校父亲相映成趣的，是那个叫安吉拉的女孩。他们在影片中的关系虽然生疏，但他们恰恰是最配的一对。两人扮演的都是与自己相反的角色，都是以一种夸张去掩盖自己，都认为“正常”才是高贵的一类人。最后，他们都在柔情面前受到感化，撕扯下自己的层层面具，对同一个人说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只不过，他们都没有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安吉拉曾经大声指责自己的朋友“性观念太保守”，“居然跟一个疯子在一起”。但这最真实最美好的一对情侣并不把这种指责当作一种焦虑，换句话来说，他们已经看透了这种共性的装模作样，也决意奋不顾身地追求他们心灵中最真诚的东西了。 简的男朋友里奇对安吉尔说：“她不是你的朋友，你只是用她来感觉自我优越而已。” 安吉拉对简说：“天啊，你居然能跟这种怪胎在一起。” “因为我也是怪胎！”简说。 这段对话堪称本片借着幌子的正常人与敞开心扉的怪胎之间的精彩搏斗。尽管这对情侣面临着生活种种压力——女孩家中，父亲总是色迷迷的看着跟自己一样大的同学，母亲又跟别的男人鬼混得正欢，两夫妻一聚，神经质般的大吵大闹必然爆发。男孩那边，父亲是强调“纪律”、“规矩”，动不动就暴打儿子一顿的刻板军人。母亲则神志不清，犹如行尸走肉。但这一对情侣恰恰是最不易被摧毁的，虽然心怀恐惧，但他们还是牢牢地控制住了自己的内心，懂得了美好的真谛。因此，危机问题在他们身上也是最浅的。 莱斯特最终算是了却了自己半个心愿，心已坦然。莱斯特的老婆最终也在“拒绝成为受害者”的呼喊声中隐隐约约找到了蜕变的门路。只不过，在危机的门口，有人弯了弯腰，走出去了，有人卡在了门中央，有人看见此路不通，更加悲愤地走了回去。而这一切必然关联。卡在门中央的人死了，走出去的人，在里面的人此刻都聚焦在这种死亡中。什么是个性？什么是共性？到底怎样才叫脱离了危机？当个正常人究竟有多糟？勇敢成为怪胎的日子将会如何？突然，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解答。莱斯特死的时候，似乎露出了将要涅槃的喜悦表情。死亡可以是一种黑色幽默吗？毕竟死亡无法凝固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