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雪的导演处女作《过春天》，应该是去年平遥电影节上最让人眼前一亮的作品。虽然纯粹从导演技巧上来讲，《过春天》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够成熟的问题，但影片所体现出的那种游弋在大陆、香港两种电影体系语言之间游刃有余的自由气质，却能给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像是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手法，让两个原本独立的声部，和谐地交融为一个整体，最终形成震撼人心的和声。

《过春天》的女主角佩佩，本身就是一个穿插在大陆与香港之间的角色：她的妈妈是大陆人，而父亲则是香港人；佩佩在深圳与妈妈生活在一起，但却每天要跑去香港上学；佩佩在深圳跟她妈妈说普通话，到了香港则跟同学说粤语。连接起深圳与香港的中间点，则是佩佩每天都要穿过的海关。电影的片名《过春天》，其实是水客的一种黑话，指的是穿过深圳与香港之间的海关，而这恰好是佩佩每天的生活方式。这种独特的成长环境，赋予了佩佩与众不同的人格气质。在电影里，佩佩的很多行为都是自相矛盾的，她对待闺蜜的态度、对待母亲的态度、对待父亲的态度、对待男友的态度，常常都显得暧昧不清，让观众难以捉摸。也许佩佩自己都说不清楚她到底想要什么，她的一切行为，归根到底只是她在试图重新确认自己的身份。无论是对于深圳还是香港，佩佩都变成了一个身处异乡的异客，她无法真正融入进自己所在的环境，与所有人都保持着一种暧昧的隔阂，这正是她对待所有人的态度都含糊不清的原因。

佩佩身份的这种暧昧性与含糊性，本身又折射出了大陆与香港之间关系的暧昧性与含糊性。《过春天》并不是第一部将大陆与香港并置起来的电影，但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导演白雪并没有故意奇观化任何一方，而是将她所理解的深圳与香港的不同特质，在电影中平等而客观地呈现了出来。具体而言，导演通过摄影风格的不同，来区分她镜头下的深圳和香港：当电影情节发生在深圳时，导演多采用固定镜头进行拍摄；而当电影情节发生在香港时，导演则多采用手持运动镜头进行表现。这种一静一动的对比，其实反映的是女主角佩佩面对这两个地方时不同的心理状态。对于佩佩而言，在深圳与母亲的生活，已经变成了一潭死水，只能眼睁睁看着妈妈通过打麻将来虚耗光阴，未来几十年的生活似乎都能一眼看穿，没有任何改变的可能性。而在香港，则充满了冒险，似乎在这些冒险中有无数的可能性，但当她真的试图去接近这些可能性时，又会发现在表面的忙忙碌碌之下，其实里面根本一无所有。这种将角色内心的细腻情感，外化为不同镜头风格的导演技巧，居然在这样一部处女作中展现出来，不得不让人期待导演白雪在未来能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从类型角度而言，《过春天》是一部青春片，但导演又融入了很多港式悬疑片的元素在电影里，使得《过春天》还呈现出了一种老港片的风味。其实，中国大陆很多新生代导演都是老港片的爱好者，他们也常常在自己的电影中对经典老港片进行戏仿和致敬。但《过春天》却并不是单纯地模仿老港片的风味，恰恰相反，电影以一个大陆女孩作为叙事主体，以她的视角介入进香港的悬疑犯罪故事之中。整部电影的美学风格，也偏向于现实主义，比如整部电影的大部分场景都采用自然光进行拍摄。但导演却运用这种现实主义的拍摄风格，来讲述一个港片味道十分浓郁的类型片故事。这其实是用香港电影语言体系之外的话语，重新诉说香港电影的故事。这就让那些喜欢老港片的观众，在观看《过春天》这部电影时，产生了一种极其复杂又微妙的情感体验。

这是一部大陆电影人以一个“他者”的身份，去重新审视、解读、诉说香港电影。在这个过程中，一种电影语言没有试图去压倒另一只电影语言，相反，两种电影语言以各自的方式发出声音，形成一种奇妙的复调结构。之所以能产生这种和谐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导演对两种电影语言体系都足够熟悉又足够尊重。通过查找现有的采访资料就能知道，导演把工作人员分成了两个制片团队，香港团队专门负责香港部分的拍摄，而大陆团队则负责深圳部分的拍摄。两地的工作人员虽然分开工作，但影片的核心主创人员却始终在一起行动，最终让两地的工作人员都能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创作思路之下。这种独特的拍摄方式，本身也是一种复调的结构，让电影的拍摄与电影的故事形成了某种互文的关系，赋予了《过春天》这部电影戏里戏外更多的解读维度。

佩佩与阿Jo、阿豪之间的三角关系，是电影里最重要的一组人物关系。而佩佩对于阿Jo和阿豪的两种态度，其实也折射出佩佩作为一个从内陆来到香港的“异客”，对于香港的两种不同想象和不同态度。

阿Jo是佩佩的闺蜜，在电影的前半段中，佩佩对于阿Jo有一种强烈的依恋感。阿Jo有一个生活在西方的富有亲戚，这个亲戚在香港给阿Jo留下了一栋华丽但空无一人的豪宅。阿Jo经常带着佩佩来到这栋豪宅里进行打扫，俨然这栋豪宅主人的派头。阿Jo似乎正过着佩佩所憧憬的那种生活，与佩佩本身在深圳与她母亲过着的那种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在电影的前半部分，佩佩的很多行为动机都是受到阿Jo的影响，她与阿Jo一起约定要攒钱去日本旅行，又在阿Jo的唆使下逃学出去玩。电影中有一段佩佩与阿Jo的天台戏，拍得极有质感。阿Jo站在高处，迎着阳光，向佩佩讲述着彼方日本的雪、温泉与清酒，如同一个布道者。阿Jo为佩佩建立起了一个对日本的想象，这种想象最终变成了佩佩的一个目标，驱使她展开了之后的一系列行动。

但当佩佩真的攒到足够多的钱，可以与阿Jo一起前往日本时，佩佩却逐渐发现，阿Jo其实并不像她一开始想象得那样无忧无虑。阿Jo在西方的富有亲戚，并不准备把阿Jo接到西方去生活，阿Jo只是作为亲戚的一个免费清理工，替亲戚打扫留在香港的这栋豪宅。豪宅中那条被关在鱼缸里的鲨鱼，其实对于佩佩、阿豪和阿Jo而言，都有各自不同的隐喻。对于阿Jo来说，她被亲戚扔在了香港，如同这条回不到大海的鲨鱼。当阿Jo在佩佩眼中不再是一个憧憬的对象时，她们两人之间的关系便出现了嫌隙。在教室里，佩佩与阿Jo发生了争执。这场戏与之前两人在天台上的戏形成了一种对比，阿Jo的脸大多数时候处于背光处，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布道者形象，反而显得有些狰狞。在电影的最后，佩佩与阿Jo处于一种含糊而暧昧的开放式关系之中，她们两人不再像电影一开始那么亲密，但也没有了电影中后段那种剑拔弩张的矛盾。

而阿豪一开始是阿Jo的男朋友，在佩佩眼中，阿豪是神秘、帅气又危险的一个存在。但随着佩佩逐渐走进阿豪的生活，却发现阿豪与自己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阿豪的生活不像阿Jo那样光鲜亮丽，他处于香港市井阶层，平时的工作是一个路边大排档的服务员。但阿豪也像佩佩一样，对更好的生活怀有强烈的憧憬，而且他还有如何实现自己人生目标的手段和计划。当佩佩与阿Jo决裂后，她便加入了阿豪的计划，两人一边在对方身上用胶带缠好手机，一边畅想着未来似乎已经唾手可得的理想生活。

佩佩与阿豪互相缠手机的这场戏，可以说是整部电影里最风格化的一场戏。影片中大部分的场景拍摄都是采用自然光，但这场戏却采用了人工打光，让一种暧昧又炽烈的红光，始终笼罩着两人。通过查看采访资料可以知道，最终电影里所呈现出的红光效果，是摄影、灯光和美术共同努力下的结果，它并非是直接对着红光拍摄，而是用一个透明的膜把红光隔开了一下。这种打光效果，恰好是对佩佩与阿豪关系的直接隐喻：这对年轻男女已经对彼此产生了炽烈的欲望，但两人之间却又始终有着一点间隔和疏离。除了人工打光，这场戏的声音设计也让人印象深刻，导演采用了后期录音的方式，故意消除了背景环境音，只留下佩佩和阿豪两人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这场戏在声音上的效果，就好像你躺在床上，耳边是你伴侣的呼吸声，让观众光听声音，都忍不住面红心跳。有趣的是，这场缠手机的戏，便成为了佩佩与阿豪之间关系的最高点，随后两人的关系便急转直下、戛然而止了。阿豪最终也没有带着佩佩实现他的计划，两人的冒险走到了尽头，最终再次回到了各自的人生轨道上。

也许有些观众会觉得电影的结局过于突兀，甚至可能还会有人觉得，电影是为了应付审查，而不得不安排这样的结局。但我个人却反而觉得，这种含糊而暧昧的结局方式，其实最符合这部电影一以贯之的气质。因为无论是导演还是观众，最终都没办法给佩佩的身份和行为进行定性，也没办法给她与阿Jo、阿豪的关系进行定性，一切都是开放式和未知的。电影最后的一场戏，是佩佩带着她的妈妈来到香港，她妈妈说了一句：“这就是香港啊。”也许，这便是导演想要通过这部电影达到的效果：以一个“他者”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一遍香港的故事，对于究竟什么是香港，也许每一个观众，都会通过这部电影，获得自己的理解。而这种开放性的暧昧，正是我最喜欢这部电影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