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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政治，农民伯伯向出租车司机看齐》
文|袁复生

 因为去年组织了一场纪录片展览，我发现原来湖南籍的纪录片导演群体，已然站在全国纪录片届的前沿：长沙的魏晓波，邵阳的张赞波，岳阳的毛晨雨和黄文海，都已在各种国际影展上夺奖扬名，作品独立，风格丰富，蔚为可观。
 那次影展，我认识了毛晨雨并看了他的作品《神衍像》。他将行为艺术强力插入到了纪录片之中，改写了我对纪录片固有的印象。我之前基本上觉得BBC纪录片和《舌尖上的中国》就已经是纪录片的80%了，最多再来一点《天地玄黄》这种炫技流。《神衍像》的异质性，让我顿悟，原来可以将纪录片放在当代艺术的版图上去理解。它在影像作品中作为“刺”或者“针”的功能，应该是一种主流，而非只能成为一种审美性的装饰、点缀，纪录片不应该是“到了风景名胜摆个剪刀手咔嚓一下拍照留影”，不应该是“在影楼里搞个专业的化妆加上服装道具做做特效拍个少女写真”。
 在毛晨雨的《神衍像》里，他的表达基本上还算温和，它只是在探究土地与民间宗教传统，我写了一篇题为《它让我们坚信乡村衰败的坚决有了些动摇》的短评，显得温情款款。
 不过到了《拥有》，温柔已经不能包裹住他的利刃了，图穷匕首见。
 这部重点讨论1949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权利电影，形式上“很不电影”，将历史镜头素材与网络视频进行拼接，推导出了社会学的公式，波普艺术的穿插，有点类似PPT的形式让人有点晕乎。但以座谈会的形式和远景镜头拍摄的农民和农村，又有足足的美感。形式上实验性带来的粗粝感和某些静谧诗意的优美镜头，构成了一种让人恍惚的美学体系。
 毛晨雨用“拥有”这个看起来有点港台歌曲腔调的词汇做片名，第一眼看起来诗情画意得有点莫名其妙，看完之后，发现点题得很是贴切，这几十年来，中国农民是怎样拥有和失去土地的，是多么有戏剧性的经历啊。从土改到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到当下的拆迁，这一路故事，有一种“梦幻的诗情画意”，又有一种“梦魇的残酷诡异”。从1949年开始，或从更早的解放区土改开始，我们著名的湖南特产，毛先生，给中国的农民设计了这么一场梦，一种生活乌托邦，几十年内，又不断地变异逆转，美梦虽短却也并没成真，影片中那些众多激情高昂的农村歌曲，并没有给这块土地和它的耕作者，带来真实的温饱和富足，大部分的时间是充斥着暴力、批斗、大饥荒、恐惧、禁锢、被歧视。到了今天，是大量的拆迁带来的争执、打斗，乃至诸如自焚的极端抗争。《拥有》片尾，有一个塌陷的镜头，可以理解成这样一种暗喻，这个关于土地的梦在不断塌陷。
 塌陷意味重量的存在，这样的梦一点都不轻盈，它不断挤压着中国农民的生命，不仅在身体形态上具有十分明显的特征，比如佝偻的腰板、深陷的皱纹、深黑皮肤、粗糙的手、拉碴的胡须、凌乱的发型、污渍的衣服、不习惯直视你的眼神、不够舒展的讪讪笑容。
更关键的是，这样的梦挤压着农民的精神世界，除了缴纳皇粮国税，农民便将自己的大脑固化在一个极小的村庄，除了放水、播种、拔草、浇菜，以我十几年的农村经验，农民的精神生活大体被局限在了两个基本领域：祭拜祖先和菩萨（与神交易），观看社戏（勾搭妇女）。至于“耕读传家”的传统，其实一直仅仅局限在极少数的家庭和阶层。
 毛晨雨的野心和值得尊敬的地方，正是在这里，他的《拥有》延续着《神衍像》等一系列作品的“大问题”，就是农村与农民的大脑问题，宗教、文化、政治，均在他理所当然的关注之列。《拥有》的焦点有三：农民如何看待官员腐败、农民是否可能造反引起社会动荡、农民究竟信仰什么？
 关于这些议题，中国的农民和北京的出租车司机是两个不同的族群。
 出租车司机永远在议论国家大事，在批评日本，批评美国，在想着解放台湾，罗大佑说感觉每个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在中南海都有亲戚一样。
 “标准的农民”则完全不会这样。
 而《拥有》，则让农民去思考现在微博上公知们关心的话题。这两年，我们对公知这种群体有一种特别大的嘲笑的心态，觉得公知挺傻逼的。为什么？除了觉得公知常常越界发言外，可能还有一种深层次的潜意识，正常的人管好自己的领域就够了，不应该老是对国家大事指指点点，打嘴炮。更何况农民！这个国家的大事和农民有啥关系？农民只会关心今年的收成好不好。
 有位认为“农民肯定不会造反，也造不了反”的农民说，农民啊，在去造反的路上，想起自己田里没水了，就赶紧回去放水啊。诸如此类，农民伯伯们对这些议题的看法，大多浅薄、粗糙，经不起细细的推敲。这也正是毛晨雨想破掉的一个恶性循环：“农民素质低——不配谈政治——不能享有那么多权利——不需要给农民更多的言论空间和政治实践——农民的素质真低啊”。
 《拥有》里面呈现出来的这些采访，不仅是一种记录，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它既呈现出最底层的人群，对社会和政府的整体判断和思考。也是对长期以来，媒介对农民的政治思考和公共议题的参与忽略的一种抗议。
 从现代政治伦理来看，关于公民权利和公共议题，是一个全民都需要参与和表达的，这与文化水准经济状况没有太多的关系，这些议题正是“政治平等”的基本点，需要倾听每一个人的观点和双手，是一个现代政府的合法性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这个国家操碎了心的毛晨雨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急于为我们的政府分忧了。这也是我欣赏《拥有》的核心之处：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怎么看待这个社会和国家最大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在审美和“理论高度”上完全忽视出租车司机、农民工、发廊女对政治的看法，但出租车司机率先的政治意识（未必是政治权利意识）的觉醒，正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作为个体，我们可以不听不看不了解，但从社会进步和向“正常国家”进化的角度来看，一定需要让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空间发出声音，表达出他们的政治观念，或者在广场，或者在报纸，或者在纪录片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