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文n久前发布于公众号月卿小语，然后反复被炸。最近很多朋友标了这部电影，试试在这里重发。

从弹性政策到刚性政策

强制一胎化政策是萦绕在一代人记忆中的阴影，伴随而来的是对planborn政策的污名化。在今天的语境中，狭义的planborn政策的确可以与一胎化划等号，而从其本义来讲，planborn就是有plan的born，对结婚、born年龄的限制也是planborn的一部分（ “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是planborn的八字方针），因此从广义上来说planborn本身就是现代国家运行的一部分。

主流叙事告诉我们毛时代由于领导人片面强调人的作用，主张人越多越好，人口专家马寅初因提倡节育而受到批判，导致“错批一人，误增三亿”，[1]然而史料告诉我们五十年代中叶planborn工作就已悄然展开。[2]

“第一个30年，即1949-1979年，我国开始建立和逐步强化plan经济体制，政府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赞成和鼓励群众自愿实行避孕和节育。第二个30年，即1979-2009年，反省plan体制，明确提出由plan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但却迅速建立并严格实行了由政府决定每个家庭born的planborn制度。”[3]研究者对这一概括基本达成共识。建国初由于对旧政策的沿袭，国家对堕胎等具有严格限制，[4]五十年代中叶节育工作逐渐被提上日程，[5]国家财政承担居民避孕和节育的全部费用。[6]六十年代地方逐渐出台限制子女个数的政策，[7]节育以宣传教育为主，没有强制性。[8]

planborn最早在城市推行，毛时代不少单位逐渐摸索出完善的员工福利制度，八十年代一胎化实行初期单位制下的福利制度成为推行一胎化的重要保障。“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保健医生经常深入车间，怀孕女工得到额外的关心和照顾；工厂建立了怀孕休息室，怀孕七个月后每天工间休息一小时；食堂内孕妇午餐增加营养，工会补贴营养菜金；办疗养所，女工怀孕期间可以疗养一个月，工资照发。”该厂一女工因上班路途较远，申请休假一年，每年可领取工资的80％，如此强度的带薪休假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部分工厂还设立了哺乳室便于职工哺乳。[9]罗店公社的孩子上托儿所、上学都免费，自留地和住房按两个孩子的标准分配，这样一来独生子女相当于享有两个孩子的资源。[10]上海第九棉纺织厂托儿所

79年1月召开的全国planborn办公室主任会议是迈向一胎化的重要会议，也是中国进入“法治时代”的重要标志，[11]planborn立法的陆续出台标志着“信足”向“信度”的转型。法律并不是中性的，更不能代表真理，而它一旦被制定出来就以契约的形式具有了某种权威性。planborn立法的出现在形式上将planborn纳入法治轨道，实际上则是对变通执行的否定，是借助公权力剥夺普通人反抗的权利，它赋予了暴力、剥夺等行为合法性。李顺强1975年发明了对身体损伤小的男性结扎术，但大部分男性仍选择让妻子结扎

强行一胎化推行中的暴力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骇人听闻的“100日0孩”故事流行于网络，这一事件未必真实，[12]但故事中的情节是真实存在的。2011年笔者还是初中生，尽管母亲之前多次表示想生二胎，在这段时间也有呕吐等迹象，年幼的我还是蒙在鼓里。直到后来母亲消失了一段时间，躲出去生二胎已经实锤，懵懂的我对外也懂得守口如瓶，但很快外人还是知道了这件事。毕竟在当时滴水不漏的监管制度下想查出谁打算超生是非常容易的（育龄妇女要定期体检，打算超生的妇女自然不可能去体检）。当时母亲一个人在外面租房住，平时不敢出门，她也特意办了一张新手机卡与父亲联系，防止被监视。结果在怀孕的最后几个月敬业的计生人员还是找上了门，[13]强行把母亲带上车，家里的男丁也迅速出动去医院抢人。计生办的任务很明确，不管孩子多大都要堕胎，孕妇安全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抢回母亲后父亲打点好关系，后来再没有人找上门来，交了十几万的罚款后成功落户。[14]

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基层组织的功能由服务悄然变成了管理，针对敌人的镇压功能被激活。[15]单位最早被派上了前线，在继续为政策响应者提供福利的同时也对违反者进行惩罚，当福利同惩罚一样成为了完成任务的工具，而不是作为某种原则而存在，基于效率原则福利就会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惩罚手段逐渐占了上风。今天很多人将“举报”视作迫害，视作人性恶的宣泄，他们强调对公权力的限制，却忽略了“举报”本身是监督权的一部分。毛时代被监督的对象是公权力与反动势力，监督权对激发群众主体性有重要作用。八十年代公权力在一声哨响后摇身变成牧羊犬，成为羊群的管理者，羊群则为了得到牧羊犬许诺的安定而勾心斗角。一胎化推行标志着公权力的转型，疫情以来推行的全方位、无死角管制恰恰是一胎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体现。[16]

一胎化政策推行的特点是意识形态先行，既然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四化，那么论证其他政策合理性的方法很简单——对四化有利，而它们如何发挥作用是不需要论证的。在一个空洞的宏伟目标下，一切对目标的牺牲都将被合理化。八十年代构建了“少生快富”的神话，“人多”被视为发展的阻碍，直到今天“人多”仍然是很多政策（如全民医疗）迟滞的理由，在这一过程中人口早已成为一种为现实合理性辩护的意识形态。[17]大雄显然没有接受过性教育，所以不知道这句话的歧义

尽管毛时代公权力渗透到基层，公权力对群众发挥的主要是服务功能。居委会敲门不一定是查水表，也可能是发套。[18]性教育是毛时代planborn的重要一环，八十年代末孙沐寒重申了性教育对planborn的重要性，[19]由于八十年代色情文化死灰复燃及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推行，性再次成为一大禁区。被认为缺乏性教育的古人尚且有嫁妆画这种东西（春宫画的一种，仅仅能提高姿势水平，和今天用小电影进行性启蒙很像），八十年代以来正规、非正规的性教育却一直是禁区。尽管七年级生物教科书上有关于生殖的内容，不少老师（包括生物老师本人）都曾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这几页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要么直接撕掉，要么让我们自己看。”因为现在要考试这几页内容自然免于被撕掉的命运，而我们当时对这一部分的讲授也仅仅是划重点背过而已，当时学了几个新鲜的词汇，但根本没有人告诉过自己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如果自认为小电影学的知识已经够用了，不妨试一下这道自测题：以下避孕工具中你能认出几种？1973年计划生育宣传片

一胎化的作用是被严重夸大的，甚至可以说一胎化所起到的主要是负面影响。一对夫妇born两个子女是保证人口不减少的最低保障，一胎化政策制定者多少有一些灭霸型人格，当时确实有不少领导人想要减少人口，而当目标修改为限制人口增长时一胎化却没有及时修改。[20]没有什么是一个响指解决不了的，如果有的话就打两个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大约10年里，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后来的这种强制，我国妇女born水平由接近6个降低到不足3个。1980年，我国妇女总和born率已经下降到2.24、如果根据国家planborn委员的资料，现在是1.8。也就是说，实行“一胎化”和现行born政策以来的近30年里，下降了0.5。”[21]如果延续“晚、稀、少”的弹性政策，随着妇女受教育水平及房价水平的提高，born意愿自然会继续下降。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人口‘老化’的现象在本世纪不会出现，因为目前全国人口约有一半在21岁以下，65岁以上的老人不到5%。老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我们完全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防止这种现象发生”。[22]格局小到只看40年，时间转瞬即逝，人口老龄化如期而至。[23]然而煲汤不像咸了加水淡了加盐这样简单，烹调过程中汤在不断发生着不可逆的变化。为了不违反planborn政策（无孔不入的管制看似精密，这种精密也只能是秩序内的精密。尽管对超生的定义指的是生理意义上的孩子，而在户籍制下超生只能指代社会意义上的孩子，只要户口本上没有孩子的名字就无法计算到超生当中），遗弃和流产女婴成了不少农村父母的选择。[24]

影像中的历史

《儿子，孙子和种子》（上海电影制片厂1978）、《甜蜜的事业》（北京电影制片厂1979）是反映这一时期planborn政策的影片，《儿子、孙子和种子》涉及三个问题，生产队长丁志富想要儿子（丁已经有三个女儿），妇女队长新梅的婆婆想要孙子（新梅已有一个女儿），“种子迷”阿龙想要种子（他已有女朋友但不想结婚），儿子、孙子对应少生和男女平等，种子对应晚婚。这部电影没有什么独到之处，对女性的塑造依然采用毛时代“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叙事（毛时代的性别实践强调以劳动上的男女平等实现性别上的男女平等，影片中重男轻女的丁志富真正同意妻子绝育是因为妻子展现了自己不亚于男性的劳动能力）。

《甜蜜的事业》在故事结构上与《儿子，孙子和种子》相似，氛围上却更加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相比之下该片矛盾设置更加紧密，矛盾主要围绕唐二婶展开，唐二婶已经born了六个女儿，仍想生个儿子养老，带孩子的负担严重影响了丈夫的科研工作和大女儿的婚姻（大女儿的恋人恰好是计生委员田大妈的儿子）；糖厂工会干部老莫是个女儿迷（老莫born有两个儿子），他同时与唐二婶（想要儿子）和田大妈（不准继续生）形成对照。

影片继承了五六十年代电影学语录的情节（田大妈用“华主席语录”说服丈夫搞四化必须要靠planborn），《地道战》等电影中语录往往能指点迷津、扭转乾坤，而到了这时主人公却面临着政治宣传的困境：老莫虽然在台上大唱男女平等，可心里还是想要女儿。“宣传归宣传”是老莫对自己行为的阐释，这一阐释也深深动摇了田大妈。

毛时代政策的特点是弹性，不事先设定条条框框，交给群众实践，而发动群众主要依靠宣传、教育等动员方式，“宣传归宣传”由宣传者亲口说出，这本身就意味着宣传的失效。当宣传者自身也无法理解宣传的内容时，宣传内容的合理性本身也受到怀疑，而这种怀疑又是不被允许的，主人公必须排除万难接受宣传的内容。影片中田大妈以打破第四堵墙的方式说服了自己，但正如台词所说的，她会说服自己，但如何说服自己我们不得而知，这种说服很难说是经过了理性思考（更多的是依靠党性）。

最后田大妈接受了女儿事先开出的药方——把儿子嫁到唐二婶家，[25]显然这一药方是牵强的，同时它也透露出一个信息——集体的社会保障作用已逐渐失效，养老完全成了个人的事（唐二婶想生儿子目的很单纯——养儿防老，田大妈把儿子嫁走后怅然若失，她对未来的焦虑同唐二婶相同）。医生首先要“病人”相信自己有病（两部影片中病是真实存在的，病因正是多次born，而女主人公恢复健康的过程恰恰也进行了一场意识形态疗愈），同时开出药方，并告诉病人是在医生的治疗下他才恢复了健康，病人应该去向其他病人宣传。动员结构失去实践性以后，空洞的政治符号不断进行着自我再生产，它不再具有改造世界的作用，但它塑造认同感的功能却日益增强，“宁信度，不自信”的时代即将到来。

《甘泉村的风波》（长春电影制片厂1992）是一部极具症候性的影片，这部拍摄于九十年代的影片采用了六七十年代故事片的表现方式。影片开头用语录报幕复刻了老电影引用毛选开头的形式，刘村长仿佛老电影中腐化变质的干部，曾主任则是一位“高大全”式的人物。

大荣嫂已经born了两个儿子，当她再次怀孕时热心群众向村长举报，村长当机立断去带大荣嫂引产，却被她设计逃脱。权威受到挑战的村长带着家里的七个儿子找上门来，结果见识了什么叫一个打十个。大荣嫂成功生下第三个儿子后请全村吃席，村长自然也在邀请之列，村长对吃席非常熟练，交多少罚款要看大荣嫂的“表现”，后来又骗大荣嫂说曾主任想重罚被自己压下来了。在合法的外衣下， 村长享有对罚款的定价权，曾主任则坚决反对罚款，她认为“罚也没用，关键是提高群众对planborn的认识”。我们要多从宣传教育着手，解决人的思想认识问题，不要订一些条条框框限制，不要强迫命令。有的地方规定，不按plan生的不报户口。这不行。人家生出来了嘛，在新社会还要叫他健康成长。《华gf主席有关planborn工作的讲话》，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35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影片中群众共和干部发生过四次冲突，第一次是大荣暴打村长；第二次是光棍桐三爷质问曾主任planborn的合法性；[26]第三次是大荣嫂带超生户大闹曾主任办公室；第四次是大荣嫂以为曾主任卖了超生的儿子，对曾主任大打出手。群众对干部大打出手在影视作品中大概还是第一次，曾主任忍辱负重、不计前嫌，成功化解了与大荣嫂等人的矛盾，大荣嫂最后也同意绝育。

尽管这一叙事结构与老电影相似，当讲述故事的年代发生变化以后，叙事结构本身的意义也发生了转变。干部与群众首次被置于对立面，干部不再是群众中的一份子，而是精英，且是有权力的精英。在曾主任循循善诱的过程中，大荣夫妇实际上被塑造成待启蒙的刁民，既然他们是未驯服的，公权力的镇压作用自然也被合理化。《金光大道》等影片也会用人物命运来宣传政策，这一手法到了这里则变成了恫吓，干部是有能力对群众使用暴力的，[27]不接受planborn会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28]这一转变透露出国家与人民的关系已然发生变化，专政的对象空前扩大。

“你现在有主见了，应该当我的家了”“从今以后我要让你像别的男人一样堂堂正正做个丈夫”，“当家权”的归还竟也被渲染成planborn的好处之一，“主见”在电影中指的是大荣首次履行了对born的决定权，这意味着他占有了对妻子身体的控制权，大荣嫂的绝育是主体性被去势的过程，强势的具有斗争精神的大荣嫂接受了绝育，接受了国家的规训，同时她也将“当家权”还给了丈夫，父权制家庭与父权制国家同步回归。六七十年代电影强调群众激发主体性，自主掌握命运，群众在经历挫折后可以获得成长；《甘泉村的风波》则强调群众的主体性是任性，群众的成长变成了听话，变成了主体性消解的过程，只有听话才能走上金光大道。

90年元旦晚会的小品《超生游击队》用戏仿、拼贴的方式对革命符号进行了收编。[29]“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30]永远无法“消灭敌人”恰恰是超生游击队的困境，他们可以清楚指认“敌人”是谁，[31]但他们没有消灭敌人的能力，他们也从未想过“消灭敌人”，他们的目的只是安全把孩子生下来，然后被收编。这支游击队“游而不击”，没有根据地，只能不断逃跑，“革命理想”注定动摇：“咱跟村长主动承认错误，这也算咱坦白交代投案自首，他不总得给咱个宽大处理啊？他要是不给咱宽大处理还要罚咱，咱给小四打个借条，咱保证以后是男是女再不生了，往后咱好好干活多多挣钱，把这几个孩子培养成人……”这一段话是对“变节者”的戏仿，“小脚侦缉队”的到来中止了他们的变节行为，他们开始了新的逃离。

主人公在“革命”问题上是矛盾和分裂的，这场“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回归秩序，是变节，而孩子生下来（或流下来）之前他们的变节永远只存在于头脑中，也就是说“革命胜利”之前他们永远不会变节，而这场“革命”必然以变节告终，他们拼尽全力在完成这一场必然变节的“革命”。他们向风车宣战，却朝反方向奔了出去。

赶紧安排三胎

[1] 《光明日报》1979年刊载了朱相远《错批一人，误增三亿》一文，八十年代马寅初被塑造成先知，传记、纪念文章等无不强调其风骨、良知，如徐斌著《马寅初传》即以“天地良知”为题。关于马寅初神话的建构问题梁中堂在《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一书中有详细论述。

[2] 网络上流行这样一种说法，由于一边倒政策，中国效法苏联大肆宣扬“母亲英雄”导致人口大量增长，然而1955年2月《中央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born问题向党中央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现在的情况和苏联现在的情况不同，中国现在不能提倡母亲英雄，将来也不一定要提倡母亲英雄。”，见彭珮云主编《中国planborn全书》第2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3] 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4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4] 这一限制也部分出于对女性健康的考虑，当时堕胎手术远没有今天“安全”，再“安全”的堕胎对女性身体的伤害也不容小觑，一胎化时期堕胎的滥用极大摧残了女性的身心健康。“有些术后并发症，比如过量出血，并不罕见，加之有些手术的过程就像流水线一样简单粗暴，的确容易出问题。”见方凤美《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

[5] “60年代初中期，炔诺酮口服药丸和宫内避孕器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刚一出现，国务院就要求国家科委组织科学攻关小组试制安全、高效的避孕药械。60年代后期，即使在国际关系紧张，国家战略方针确定准备打仗的情况下，仍然从战备物资中拨出足够的橡胶材料，供给生产避孕套。70年代以后，根据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实际情况，定期选派医疗队伍巡回下乡宣传planborn和为村民提供具体的节制born服务，已经成为城镇卫生部门的一项制度。”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6] “今后，职工做节育和结扎手术，一律免费，并且给以短期修养时间，工资照发。居民做节育和结扎手术的费用，可以酌情减免。”1963.10.12《第二次城市工作会议纪要》，彭珮云主编《中国planborn全书》第6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7] 1962年3月《中国青年报》发表《关于结婚年龄和born问题》一文，文章指出“一对夫妇生两个孩为好，最多不超过三个”，11月天津人民委员会提出“生两个孩子为合理，有条件的可以生三个”。见孙沐寒《中国节制born、planborn要事编年》

[8] 经济处罚在当时被视作对群众的专政，毛时代干部对群众进行处罚是不可想象的。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口和劳动是分配的两个参考标准，不少家庭born子女是为了多分一点粮食（当时对婴儿的分配指标是很高的，而婴儿所需要的食物很少，因此本该分给婴儿的食物自然成了家庭口粮的重要补充），born行为很大程度上出于现实利益，这一点常常被忽略，“越穷越生”往往并非病急乱投医，而是精打细算的结果。七十年代一些公社以限制福利的方式限制born（如第几胎以后在一定时间内分不到口粮），这些做法可以看作planborn罚款的开端。

[9] 1984年planborn宣传片可于b站观看

[10] “大包干”初期不少地方通过规定土地承包数量的方式推行planborn，如固镇88年制定“关于合理调整土地的暂行规定”，只生一个孩子领证、上环、不再生二胎的，除给小孩应得的一份外，再奖给一人份的承包地、宅基地；plan内生二胎并结扎的两个孩子照样分地，以后再生则扣回一人份的耕地；生plan外二胎不结扎、不交罚款的少分一人份的地，三胎及以上不结扎、不交罚款的只分给大人的承包地，长期外流的不分承包地。见赵玉贵《超生游击队回村了》，《人口与经济》1990年12月

[11] 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355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12] 笔者无暇考证该事件的真伪，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县志、planborn大事记等文献或实地调研自行考证。83年和90年代出现过较多由强制一胎化导致的恶性事件，83年“城市老爷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推行大结扎（一胎上环，二胎结扎），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郝建秀表示“有些地方矛盾激化，出了人命”，而钱却因其对控制人口的“贡献”获联合国颁发的“世界人口奖”，见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376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13] “敬业”大概是最合适的形容词，九十年代有不少计生人员甚至自费火车票、机票去抓人，结果交通费比罚款还多。

[14] 户籍制度是维护planborn强制力的保障，户口本、身份证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一个人，户籍制度可以用国家强制力剥夺一个人的社会性，不少人因交不起罚款导致孩子成了黑户。今年7月20日社会抚养费被取消，从“超生罚款”“plan外born费”（1992）到“社会抚养费”（2000），名字越来越光鲜亮丽，越来越掩盖其本质，最能体现其性质的其实还是最初的名字。“如果说征收社会抚养费的理论根据是因为超生儿占用过多的社会资源，故要对其征收社会抚养费，那就（相）当于超生家庭承担了两份以上社会资源费用。”见刘晓婷《社会抚养费征收制度之法理思考》，《西南科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10月

[15] 如纪录片《回到凤凰桥》中房东会检查租客的证件，公安也会不定期检查租客情况，流动人口被当作二等公民看待。

[16] 随着信息技术发展，IT很早就被应用到planborn监管中。见《科技化解计生难题 IT监控“超生游击队”》，《信息系统工程》2006.1.8；《IT严查超生游击队》，《每周电脑报》2006.9.25。不接种疫苗就开除公职等行为不过是之前超生开除公职的变体。

[17] “少生快富”的逻辑是在生产力较低的情况下应该控制人口，生产力提高后包括养老在内的一切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其本质是一种发展主义的逻辑。如今意识形态又告诉我们“未富先老”，“经济不够发达”是一种常见的辩护理由，问题在于假如人类真的能发明“永动机”（假定这台机器的运转可以给全人类提供无限的能源），在私有制下人们可以享有免费的能源吗？

[18] “发动planborn工作的骨干，根据群众需要，挨户送避孕药具上门，把工作做到家。”1974.11.2《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上海开展planborn和提倡晚婚工作的情况报告》，见彭珮云主编《中国planborn全书》第11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19] “打破对性科学的禁锢，破除性神秘感，建立健康、文明的性生活规范，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全社会的责任，也是planborn部门义不容辞的职责。”孙沐寒《试论planborn与性教育》，《南方人口》1989年8月

[20] “宋健当时认为，英国希望将人口减少46%，荷兰希望将人口减少63%。事实上这些观点只是个别学者的观点，英国、荷兰政府从来没有用这些理论来控制人口，反而鼓励born，但仍然难以阻挡人口下降和老化。”易富贤《大国空巢：反思中国planborn政策》第10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3年2月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书非常一般，在引文上多有疏漏，此处作者亦未给出出处。“这次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要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准备人家骂断子绝孙。不这样，将来不得了。”1979.6.1《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几点看法》，《陈云文集（第三卷）》第46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5月版。陈云的观点可以反映当时部分领导人的态度。

[21] 梁中堂《中国planborn政策史论》第250页，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9月

[22] 1980.9.25《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彭珮云主编《中国planborn全书》第16页，中国人口出版社1997年3月版

[23] 电影《无依之地》中老年职工站到了快餐店前台，今天国内的餐饮店并非没有老年职工，他们只是被安排到了幕后，他们走到前台的那一天并不遥远。

[24] 据2010年《中国儿童福利政策报告》，中国每年大约有10万名儿童被遗弃，其中大多数是残疾儿童或女童。“自中国政府1992年开放孤儿院的跨国收养后，收养人数的增长令人目眩。到2005年顶峰时期，美国人每年要收养将近8000名中国儿童。即使是现在，可收养婴儿的供给大幅度减少，中国也依然是世界最大的领养儿童来源国，2014年有超过2000名儿童被美国人领养。”方凤美《独生：中国最激进的实验》; Kay Ann Johnson也给出了一组数据，“Eventually, more than 120,000 children would be sent by Chinese state orphanages into international adoption over two decades, an indirect product of the twin policies of restricting births and suppressing domestic adoption because of the latter’s role in concealing births from birth planners.”Kay Ann Johnson,China’s hidden children :abandonment, adoption, and the human costs of the one- child polic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据赣南万村村民估计，全村收养过小孩的至少有一二十户。在万村祠堂边小组仅20户农户中，就有4户人家家里收养过女婴。”田先红《弃婴与收养：planborn与村落born文化的冲撞与耦合——对1990年代赣南农村planborn政策运行逻辑的一项微观解读》，《青年研究》2012年1月

[25] 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也提出了“让丈夫住在女方家里”的做法。

[26] “大帮哄那阵子我卖着老命地干，一年到头分文不挣，你们关起门来玩，生孩子比老母鸡抱小鸡还快，一窝一窝的，生一个就给四五百斤粮，我那，干了几十年啦，你说说生产队欠我多少？”桐三爷的这段话可以解读出很多信息，“大帮哄”是民间对集体化时期的俗称，具有贬义，集体化的方针是高积累，把尽可能多的资源投入再生产，人民拿到手里的东西只能勉强温饱。集体化时期集体（国家）与人民之间实际上达成一个契约，我为国家劳动一辈子可以分文不取，但国家必须保证我和后代的衣食住行。八十年代改革是国家单方面撕毁契约的过程，贫穷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过程制造出来的。对于桐三爷这种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来说，“国家来养老”到“自己来养老”的背叛感是无从宣泄的。

[27] 如村长可以强行把孕妇带走，可以抄家；曾主任可以“没收”超生的孩子。现实中恫吓最直观的表现就是恫吓性的标语，可怕的不是标语本身，而是有人可以让标语成为现实。

[28] 大荣嫂的三儿子被狗咬伤，婆婆离家出走，刘村长因儿子争夺家产而饮酒自尽……这些情节与其说是宣传政策必要性，不如说是赤裸裸的恫吓，而干部在其中则始终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29] 对该作品的解读可参考吴可《“指导员”对“游击队长”的教育与收编——试析小品<超生游击队>的叙事策略兼及形象的典型性》，《曲艺》2017年5月

[30]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5

[31] 这种“敌人”的指认是双向的，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农民工迅速被他者化，他们被视作洪水猛兽，媒体在新闻报道中也采用了“剿匪”的话术，对战争氛围的渲染实际上将农民工逐出了公民的范畴。如《超生游击队油田莫久留》，《中国石油报》2000.8.20；《时时刻刻防范“超生游击队”》，《中国石化报》2000.9.8；《不让“超生游击队”攻进苏城》，《苏州日报》2008.1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