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亲的国家，除了家庭，我一无所有；在父亲的国家，除了家庭，我拥有一切。”

科威特小说《竹竿》围绕一个回到科威特寻根的菲律宾青年的经历，也将外籍女性劳工这一群体展现在我们眼前，一如《何以为家》里谨慎度日，冒着被遣返的风险抚养儿子的埃塞俄比亚女人——《竹竿》里，“我”的母亲在20世纪80年代从马尼拉前往科威特的富贵人家担任家政工。

“在那儿，年轻的女人大多被男人视为纸巾。陌生男人用她们擤完鼻涕之后，随手扔在地上，走了。然后，从这些纸巾上就长出了一些生父不详的孩子。” 这样的描述足以让我们想象到，当年外籍女性劳工的艰难处境。实际上直到今日，海外家政劳工（Migrant Domestic Workers，以下简称MDW）问题已然成为全球性议题，其中女性所遭受的结构性、系统性暴力更是亟待解决。

依照国际移民组织和国际劳动组织，海外家政劳工的定义是：任何迁去他国/地区以求得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进一步为自身或家庭提供前景，参与到为一个或多个家庭服务的工作关系中的人。这样一批劳工，也常被学者们认为是处于“有偿家庭劳动的飞速发展、跨国移民的女性化趋势以及全新公共领域出现”的境地。

然而，根据Farris有关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观点，“借口经济独立，以便获得解放，来鼓励外籍移民女性进入劳动市场本身就是一场骗局，因为她们正在被引入经济当中低价值、低酬劳、剥削性的领域。”

外籍女性劳工奔赴海外的推力和吸力

根据HelpChoice的一篇文章，2016年外籍劳工在阿联酋的平均薪资为433美元，略高于其在沙特阿拉伯、卡塔尔（431美元）与科威特（388美元）的平均薪资。被列举的这几个海湾国家并没有针对海外劳工的最低薪资标准，而底薪通常由这些劳工的国籍决定，也就是说：第一，即便在我们刻板印象里富裕的海湾国家，海外劳工所得到的工资却远远低于所在国的最低薪资；第二，她们一方面承受着这种剥削性质的、不对等的合同压榨，一方面却依然决心来到海外谋生，也暗示了她们各自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困境可能更为无解。

除了逃离母国的贫穷，有时也可能伴随着逃离各自形式的暴力、战争、腐败以及自然灾害。当然，随着难民收容机制的不断成熟、世界也总体趋于和平，更多的外籍劳工是出于经济因素选择奔赴中东、新加坡、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即便外籍女性劳工的平均薪资只在400美元左右，有时甚至更低，但对于其贫困落后的母国，这样的收入已经相当可观，因此这些政府非常积极地推动她们出国务工的相关事宜，相应的国际汇款也成为政府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

对于女性家政劳工的需求事实上早在19世纪中期便已出现，雇佣家政工人在当时一度成为中产家庭的地位象征，而中产阶层妇女在角色、社会追求方面的改变也将她们从家务琐事中解放，雇佣家政工人也有利于她们从事“更加富有生产力的活动”。

而对于雇主来说，制度性的条款也使得雇佣外籍劳工的成本远低于同样条件的本国人。大量劳工处于无证件的非正规状态下，她们也因此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例如医疗服务）、在当地生育和组建家庭的权利也被剥夺。

一些外籍劳工，其中大部分为女性，由于其无证件的状态，通常会远离官方机构和一些社会服务组织，而是去寻求雇主的“保护”，作为回报，她们需要表现得“忠诚”、“礼貌得体”。而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所谓的家政服务则成了性交易的代名词，“这些男人用最低廉的价钱便可以享受她们那已被饥饿折磨不堪的肉体。”（《竹竿》）

同时，海外劳工的家庭对于女性的期待更高，也就是说相比男性，女性劳工汇回的金钱数额更大，这使得她们被工作绑得更紧，对于被强制遣返或者中途毁约退出都更加害怕。在中东地区特定的文化背景下，“Kafala”（赞助者）制度使得女性劳工在经济、法律上完全和其赞助者（通常为雇主）绑定，所以她们只能表现得更加顺从和被动。

而贫穷落后地区的经济现状也伴随着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以菲律宾为例，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被迫踏上海外旅程，这无疑是对于人力资本的浪费。根据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说法， 如果家庭作为资本主义环境下（男性）工人恢复精力的内部场所，则家庭会变得高度性别化，女性在家庭这一内部领域的劳动则是不断贬值、甚至没有价值的——而是被称作“社会再生产”。

女性海外劳工所遭遇的性别暴力

《出国家政》（Overseas）是一部角度独特的观察式纪录片，由于想在雇主家中拍摄劳工的生活片段几乎不可能得到同意，常驻法国的韩籍导演Yoon独出心裁将故事设置在菲律宾一家为即将出国的女性劳工提供培训的中心。

早在2018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就将这些女性劳工称为“国家英雄”，尤其是在她们为国家经济所做出的卓越贡献方面。纪录片最后的15分钟，场景被切换到一家机构的等候大厅，里面那些有关展现官僚效率和堆满了文件的走廊场景都暗示着菲律宾女工这一群体（Overseas Filipino Workers, 简称OFW）的巨大规模。约一千万菲律宾人在海外工作，他们的汇款为国家经济贡献超过300亿美元，相当于菲律宾GDP的近十分之一。

无疑，政府在通过一种国家主义、甚至是民族主义的叙事，鼓励菲律宾劳工出国，并将他们称作经济“英雄”，然而有劳工在纪录片中提到，“你只是为你家庭的未来出国打工，怎么算得上是英雄呢？”显然，这是对于政府精心编造的英雄叙事无心却无情的驳斥。

在培训中心，富有经验的前海外劳工与即将出国的“新手”进行极为逼真的角色演练，在后者被前者扮演的雇主训斥到哭泣时，前者顺势向众人传授经验：千万不要在你的雇主面前哭…（因为）这表明了你的软弱…(而)我们菲律宾人并不软弱！

这部纪录片虽然大部呈现的是模拟的“雇主-员工”场景，但反而我们能够想象到，现实中这些外籍女性劳工的处境只会更加艰难。开头即用一个约4分钟的固定镜头，画面中一名家政工正在打扫卫生间，但随后消极情绪愈发明显，最终泪水无法抑制，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她可能是遭受了雇主的虐待、暴力等非人道行为。

她们遭受的暴力类型多样，层次也不尽相同。从劳动力本身的角度，她们被严重剥削，许多劳工表示自己平均每天只能睡上4小时左右，并且在一些条件苛刻的家庭，她们甚至没有自己的房间，只能睡在逼仄的厨房。总之，她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休息时间，即便在吃饭时也可能被雇主打断，长此以往，无疑给她们的心理也蒙上阴影。

除了剥夺她们的休息，吃食也是如此。在签订的协议中，通常会规定“雇主应该为劳工提供食物”，然而提供哪种食物、提供多少的量却不太可能明文规定，因此给了一些无良雇主很多可操作的空间——劳工们的食物量少，营养也得不到保障，甚至还有雇主将隔夜饭菜作为伙食的。

而睡眠、营养不足则可能影响她们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当她们没有让雇主称心如意时，便会遭到言语上的斥责甚至羞辱（其中包括人格贬低、人身威胁等），这些言论可能是针对她们私人，也可能针对她们的国籍、种族。

在中东地区这一现象尤为突出，根植于中东的种族主义早在伊斯兰教创立之初便开始萌芽，那时阿拉伯人通过肤色歧视将自己与其他人（比如黑人奴隶）区分开来，将深色皮肤和“低劣”画上等号。

而在近代殖民时期，这样的种族思维得以进一步发展、强化。正是因为对于身份崇拜（identity fetishism）的迷恋，中东地区时常传出虐待外籍劳工的新闻便显得不足为奇。这对于她们的心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有人因此不堪其辱，选择从窗户跳楼自杀——因为雇主对她们说：你为什么不从窗户跳下去?

性别暴力——毫无疑问，是这些女性外籍劳工难以远离的。尤其是在中东地区，Kafala（赞助者）制度的经久不衰，使得这些劳工完全和其雇主绑定在一起，小到自由出门、大到回国探亲，都需要经过雇主的同意，加之她们在这些国家并不能享有同等的法律权利，更加容易受到雇主的刁难与伤害。

在纪录片中，扮演雇主的资深女性劳工贴上滑稽的胡子，故意将声音压低，以便听起来更加男性化。面对劳工的请求，或故意回避、或“回绝+训斥”；而在Kafala制度下，关系本就不对等的雇主、雇员之间的差距变得更大：女性雇主沦为父权制下的帮凶，而男性雇主则更加滥用自己的“权力”——女性劳工成为自身的泄欲工具，或是性骚扰、甚至是强奸。而女性劳工很难为此反抗，因为如果不顺从，轻则连薪水都拿不到、重则丢掉当下工作，与她们前期的付出相比，这样往往得不偿失，因而多选择忍气吞声。

培训课程里一名资深劳工发问道，当男性雇主意图不轨时该怎么做，众人的反应多是“命中那人的私处”、“向警察报告”——然而“正确的做法是，应该向你们的中介机构求助。”这名负责培训的资深劳工说道。然而实际情况是，中介机构本身作为Kafala制度的同谋，很难给予这些女性实质性的帮助，“男人天生如此。”一名在阿联酋工作的菲佣，长期被男雇主性骚扰后向机构求助，却得到这样的回复。

这部纪录片还存在一个争议点，即劳工培训中心本身的道德性。一部分人认为，将这些新人劳工提前放置于模拟的工作环境中，有助于让她们为更加严峻的现实做好心理准备，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所受的（特别是心理）伤害；而一部分人表示反对，认为培训中心通过“内在教化、内在奴役”的方式，让她们“提前”失去了人性，而沦为了雇主眼中“机器人”一般的工具。

笔者本人对于培训中心是持肯定态度的，这里需要提到女性劳工的反抗。她们并不是去、也很难去推翻诸如Kafala制度这样的系统，但随着海外务工作为一种国家产业不断发展，她们自身也在不断总结经验。

比如在纪录片中，每天晚上的空闲时间，这些劳工便会以团坐会的形式和他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大部分劳工都有着一到两次出国经历，因此这种情况下称她们为“半新人”更为合适）以便更好地做出选择：比如讨论哪个国家的薪资更高、比如当雇主不断逼迫时，通过击打屋里的柜子来间接向其表示愤怒，在夹缝中争得一丝权利。

我们在看待劳工问题时，通常的角度可能是“海外劳工的受害者/苦难者叙事”、“雇主/制度的穷凶极恶”，纪录片里有劳工调侃地说道：所有事情都只和运气有关。因此也强调找到“好雇主”的重要性。

但是，在Kafala制度下，本质上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雇主”。由于结构性的平等缺失，对等关系难以在这样一种又被称为“合同奴隶制”的系统下展开、维持。因此，我们不能单纯把中东地区对于外籍劳工的“虐待”看作是一种“文化”，因为这就隐含了一个可能，即可以寄希望于独立的个体（雇主）可以规范、约束自身行为，这样便将“废除Kafala制度才应是问题核心”的重点转移了。

《竹竿》中“我”的科威特父亲和菲律宾母亲，他们是出于真正的爱情选择生下“我”，然而即便如此，当“我”最终拿到科威特国籍、回到科威特寻根时，也依然面临着父亲一方家庭成员的恐惧、歧视、排斥，只因为“我”有着菲律宾的面孔，还拿着科威特的证件，势必会让整个家族蒙羞。这正是女性海外劳工地位低下的另一个侧面体现。

她们或许称不上英雄，有着同你我一般的爱恨情仇、七情六欲，但透过个人意志的施展以及力所能及的反抗，却又足够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