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电影中看到周采芹时，还不知道她是谁。她在《喜福会》中扮演Auntie Lindo，那时她已经将近60岁，那仍然明亮的、锐利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极少在亚洲女性眼中看到这样的眼神，那是非常直接的，向外索取的，甚至是具有侵略性的眼神，与亚洲女性柔弱的、温婉的、需要人保护的刻板印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让我一下子就记住了她。

前段时间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提前观看了即将于7月2日正式上映的人物传记艺术电影《上海的女儿》。这部片子讲述的正是周采芹曲折离奇的一生。在上海、香港、伦敦、洛杉矶之间，她历经与家人分离，独自闯荡伦敦，一夜成名，到投资失败破产，挣扎度日，再到重拾戏剧……动荡的一生中，她尽情地展开自己的天性与欲望，投身于世俗红尘中，收获了名利与财富，也经历了时代的玩笑、命运的挫败，由高峰跌至谷底。她始终没有放弃自我，在诡谲动荡的世事中，寻找到了内心的稳定和平静。

生在戏箱中的孩子

周采芹的父亲是京剧大师周信芳。1936年，她出生于父亲巡回演出的途中，没有几个月大就跟着戏班子坐过了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这仿佛也预示着她后来人生的动荡流离。在自传中，她写道：“从记事起，给我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分离。我只记得自己好像是什么人身上的一部分，然后慢慢地离开一个固定点。……我老是要离开一个固定点，确切地说就是离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周采芹的母亲裘丽琳生在商人家庭，生活富足，从小受西式教育。由于社会对于“戏子”的偏见，她的爱情不被家庭所支持，但倔强的丽琳坚持主见，与周信芳私奔，从此跟随着他历经战乱与建国后的波折。周信芳属于那种全身心扑在戏上的“戏痴”，而裘丽琳那种上海女子的精明则是一种很好的互补，她帮助周操持剧团和剧院的日常工作，管理财务，与黑社会周旋。

对于周采芹来说，父亲是令人仰望的灯塔，是少女时期敬畏着想要去理解、但总是感到神秘的精神上的引路人。他对艺术的狂热大概为周采芹后来追求戏剧艺术埋下了种子。而颇有远见和勇气的母亲则为周采芹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创造了现实的可能，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她有预见性地坚持要将几个孩子都送到英美等国。

1951年，周采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上学，以便从香港申请英国的大学。此后的人生，她跟家人便是聚少离多，独自闯荡的人生开始了。

中国娃娃的一夜成名

在香港待了一段时间，周采芹便申请到了英国的学校。她成为了皇家戏剧学院录取的首个中国人。戏剧学院的生活是她未来事业的起点，但也彰显了她职业生涯可能遇到的困难。她被当做稀有动物一样看待，这令她下定决心要融入这个环境。

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的差异，随时遇到的偏见与歧视，暧昧不明的未来……纵使在中国出身名门，到了异国他乡也只是一张白纸，脆弱得如同芦苇。唯有让内心强大起来，迅速地学习应对新的环境，像丛林的野兽那样凭着本能冲撞和撕咬，才可能在黑暗的森林中拼出一个未来。

周采芹的身上就是有那样的野性，那根植于内心的强大力量构成了生存的本能，是身处险境的人唯一的凭借。如今再回看她年轻时的照片，她的眼睛总是毫无畏惧地直视镜头，欲望和野心都非常直接地写在里面——那正是我在《喜福会》里看到的眼神，是像豹子一样的眼神。

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并短暂退学后，周采芹重新回到了皇家戏剧学院继续学习。她顺利毕业，给制作人写上百封自荐信，争取表演的机会。这中间她得到了一些机会，不至于饿死，但要说真正成名，竟然还是与京剧有关。

1957年，一个京剧团来到伦敦演出，周采芹被选做这场演出的司仪，向西方观众解释京剧这种陌生的艺术形式。京剧团的演出反响平平，周采芹却收获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当时《明星报》报道说，“负责向观众解释京剧的是一位貌似奥黛丽·赫本的漂亮女演员。”

在这之后，舞台剧《苏丝黄的世界》找到她，她饰演一名香港妓女。这是一部“叫座不叫好”的作品，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成功，虽然在艺术上，只是迎合了西方观众对于东方姑娘的刻奇想象。周采芹一炮而红，评论界尽管对这部剧颇有微词，但对周采芹作为一名演员的评价却相当高。这部戏演了整整两年，掀起了一波东方审美的社会风潮。

尽管作为少数族裔的演员，周采芹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但她面临的矛盾和撕裂也是显著的，甚至将贯穿她的一生。虽然表面上成功完成了与英国人的“同化”，但内心对中国本土文化的渴求却日益强烈。与此同时，这股对东方姑娘的追捧风潮并不持久，周采芹希望获得的持久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成功，将面临无法想象的挑战。

从巅峰到谷底

在演艺事业获得初步成功之后，周采芹又开启了自己的演唱事业。这期间她经历了第二次婚姻的失败，并此后再也没有结婚。她开始在餐厅或夜总会进行循环的歌唱表演。在《上海的女儿》中，她讲述了在餐厅表演期间的轶事。她在表演时，一位坐在台前的女士喋喋不休地大谈自己的旅行，于是周采芹在表演中途停下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让她不要再讲了。“她惊诧地抬起头来看着我，嘴都合不上了。”事后，那位女士的丈夫到后台找到周采芹，感激地说，“我和我太太结婚二十多年了，一直没办法让她停止说话，你是第一个能让她闭嘴的人，恭喜你！”讲到这儿，周采芹面露得意之色。

这也能看出周采芹的性格，她绝对不是那种娇柔的传统东方女性的性格，恰恰相反，她的性格相当西化，强势，直接，尖锐，有时甚至针锋相对。这也决定了她对男人和婚姻的态度，她天生不会是一个男人想象中的“好太太”。

在回忆录中，她写道：“时至今日我仍不理解，为什么男人会天真地觉得离了婚的女人容易征服，以为那是给她的恩惠。男女之间的误解总是难以解释清楚。……在我眼中，西方男人那种处处要公开表现男人气概的做法实在是笨拙。”

离婚后的她身边不乏追求者，不过在她看来，那些称赞她的美貌的异性真的是完全不懂她，她期望的是更多的东西。翻看她的回忆录，可以看到她在精神和智识上的追求，她不是那种肤浅的花瓶里的女人。她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崇拜。

“知识分子懂得欣赏女人，能让她们觉得自己有价值，而大男人主义的莽汉却把女人像小孩子一样不当回事，只供看，不愿听。我总是能和知识分子相辅相成，我崇拜他们的智力，而他们也为我的活泼所吸引，而且我总是会有一些新鲜独特的想法。”

不过，她最终没有得到爱情上的“结果”，并且这结果自始至终对她并不重要。

享受着60年代伦敦的繁荣文化的周采芹，却一直牵挂在万里之外的家人。6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爆发，家人遭到迫害，却因为信息的封锁无法得知他们的近况。尽管在表现上维持生活的进行，但周采芹每时每刻感到无助和痛苦。而在1974年，她自己的生活迎来了一场灾难。

她错误地大肆投资房产，在七十年代经济大衰退的时候借了过多的贷款，濒临破产，甚至企图自杀。生活与事业似乎迎来毁灭。

重拾戏剧生涯

破产之后的周采芹远渡重洋，来到弟弟周英华位于洛杉矶的“周先生”餐馆打工。此时的她心情处于谷底，“我似乎想把在英国的生活封上，冰冻起来，让一切都维持原样。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觉的话，那就是罪恶感，是最要不得的一种感觉。我的脑子麻木了，觉得我一切都失败了……”

在“周先生”打工的经历给人一种屈辱感，这家位于豪华购物区的高档餐厅经常会迎来知名演员的光临，甚至会遇见熟人，这种对于过去经历的提醒常常令人难受，弟弟周英华的态度也令她不适，这期间得知母亲已经不在人世，周采芹的情绪跌到谷底。

“我没有要求帮助。我必须要自己走完这段自我反省的道路。求生的决心，再生的勇气，都必须是发自我的内心。”

她逐渐从消沉中走出。离开弟弟的餐厅之后，她开始为自己找些事情做，情绪慢慢恢复，直到在图书馆重新看到戏剧的理论书籍，一发不可收拾。年轻时凭着灵气与本能去演戏，此时历经世事，沉淀自己，对表演的理解可以更加深刻，她决定“现在我要询问更广而深的题目，要探求表演的本质”。

她开始重新攀登戏剧表演艺术的高峰。从白天打工、利用业余时间排练话剧，到加入剑桥剧社，再到申请进入塔夫茨大学攻读戏剧专业硕士，一切又重回正轨。而这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个仿佛已遥远得像幻影的父亲在心中的引领。人生行至此，父亲早已不是那个日常的“父亲”角色，而成为精神上的灯塔。

她写道，“我从小就想接近他，但他是那么难以捉摸，我只对他有一种浪漫的印象。他对我来说不像一个生活中的常人，而更像是个理想中的抽象的人。我把他看成是一个‘实际理想主义者’，一个非常坚持原则的人。”她曾追逐和父亲相似的男性，直到有一天顿悟，”我并不需要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父亲的形象，他就在我的心里，只要我努力就能达到那个理想境界。“

浪子回家

周采芹的父母都在文革中去世，他们所经历的那种难以想象的压迫和折磨，令周采芹愤怒而痛苦。文革结束后，中国又重新进入了她的生活。1980年3月，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剧作家从曹禺到访美国纽约，周采芹赶到纽约与曹禺见面，她写道，“当我说出了父亲的名字，就像是开门的咒语一样，第一次在西方得到了回响”。仿佛父亲又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守护着她。

很快地，她受邀前往中央戏剧学院进行为期5个月的短期任教。

三十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仿佛要重新认识这个国家。一开始，由于周采芹的上海话和普通话已经说得不好，上课需要用英文加上翻译。但渐渐地，她开始重新找回那个属于中国的自我，并且重新开始认识这个崭新的国家崭新的未来。

结束任教后，她重回上海，见到童年时的伙伴与长辈。她回到旧居，在父亲的书房里，不由自主地跪下来磕头。父亲对于艺术的追求仿佛灯塔的光引领了她一生，那遥远的，却无法到达的光，就像父亲无法触及的幻影。世事动荡，充满苦难与沧桑，母亲拼尽全力送她出国大概是一个正确的决定，而如今天人两隔，父母之爱的深厚、他们所经历的折磨与痛苦、漂泊在外的撕裂感，混合成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心碎。

那是具体可感的时代之痛，命运之痛，那痛是深深的活着的证明。

这篇文章极大地参考了纪录片《上海的女儿》与周采芹的同名自传《上海的女儿》。在纪录片中，81岁高龄的周采芹仍然有着一双豹子一样的眼睛。她的敏感与才华，让她的自述如此的生动而有趣，仿佛能带人亲临现场。即使是活到了这样一个年纪，她也是一个“不太好搞”的老太太，非常有主见，性格非常鲜明，看着她脸上的光芒，你几乎可以想象年轻时候的她是如何叱咤名利场，锋芒毕露。

然而，读到她的文字，却能发现她细腻和自省的那一面。《上海的女儿》这本自传相当精彩，在这娓娓道来的文字中间，你可以看到一个内心异常强大的女性，如何凭着自己的意志去实现梦想，应对人生的玩笑。而她对自己人生的回顾和反思，又使这段人生笼罩了诗篇一样优美、悲伤、深刻的光晕。

她说，“我至今还没有教会自己相信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