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广东佛山宝芝林以家传武术闻名，传到黄飞鸿这一代，发展和提高了良好的风格和传统。当时朝廷腐败无能，全国动荡不稳，局势不稳不平静。与黄飞鸿同榜获胜的齐天赐，奉命前往广州铲除叛军。他与黄飞鸿的性格、志趣、境遇相互爱慕、同情、扶持，却不得不奉义父戚共公之命刺杀黄麒英。但也因为看到了黄麒英供奉的楚芙蓉的灵位，做的时候留点情面，不要太苛刻。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袁婷婷，是广州首富袁仲普的女儿。她娇生惯养，任性任性，但善良热情。她不满父亲只要有利可图，什么都做。她积极支持革命党的行动，却给大家惹麻烦。她拒绝了齐天赐的深情，深深地爱着黄飞鸿。然而，黄飞鸿却因为道德伦理，痛苦地徘徊在她和已故县令的女儿华艳芳之间。黄飞鸿如何处理十三姨和花艳芳的关系，七公公为何要杀黄麒英？黄麒英、齐天赐、楚芙蓉是什么关系？该剧情节曲折动人，井然有序，一一合拍，人物关系复杂，人物性格细腻，动作美轮美奂。节奏紧张，从不拖沓，是一部集言情与武侠于一身，非常难得，很难得到的古装精品剧。

大概是文化太过早熟的关系，中原华夏五千年历史读下来，令人扼腕叹息处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惊喜却委实不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像是按照早已写就的剧本，按部就班的走出一条平平无奇的直线。
所以乱世出英豪，只有礼崩乐坏的时代，才能出那么几个不循规蹈矩，却创下不世功业的人。而所谓之“侠”，也常常诞生于这个时代。君不见金庸小说中，无论是郭靖、杨过也好，张无忌、袁承志也罢，无不是是生活在国破之际，存亡之秋。
但中华历史和的儒家伦理惯性之大，偶尔波澜壮阔一番，也很快平息下来，继续死水无波的天地君亲师下去。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除了留下史书一章“游侠列传”，便也无迹可寻。只有船坚火利的欧洲列强，用大炮轰出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有旧的东西被打碎重新糅合，每个有识之士都在重新定位着自己和这个民族在世界上的位置。工业革命和思想启蒙同时在这片古老大地上龙卷风一般呼啸而过。虽然没能在短期内改变中国被人鱼肉的羸弱，至少孕育出了一整个人才辈出的中国近现代史。
这样的大时代，按理说可以诞生多少文艺作品，用来梳理回顾也好，借鉴学习也罢，都大有文章可做。但限于意识形态之争，这段并不太久远的历史又有了太多不可明说之事，不辨对错之争。所以无论文学创作还是影视改编，都颇有掣肘。《走向共和》的前车之鉴还在，后来者更加谨小慎微，所以到今天，这段历史慢慢竟被文艺主流所遗忘。
其实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三地对这个时期的描写，都很是出过一些精品。其中笔者最喜欢的，还是徐克的《黄飞鸿》系列。
在拍摄东西方文化碰撞题材上，香港导演无疑具有独到的优势。百年开埠，华洋混杂，在这里，传统与现代的拉锯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强烈得多，也要早得多。
实际上，简单的一句文化碰撞，远远不能概述“黄飞鸿”系列的真髓。就像电影的英文名——“once upon a time in china”——中国往事。整个黄飞鸿系列，特别是李连杰所主演的前三部之所以经典，在于电影全方位展示了一个支离破碎和万象更新的时代里，各阶层中国人的生活剪影与精神根性。
作为主角的黄飞鸿，虽然是武夫，但却是一代宗师做派，举手投足沉着儒雅，处变不惊，兼之医术精通，允文允武，正是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代表。巨变到来，他们是最先受到冲击的那群人。数千年的伦理道德在坚船利炮面前化为齑粉，老大帝国的迷梦一朝而碎。但他们却也是最先觉醒的一群。从林则徐到魏源，再到同治中兴一帮重臣，图变之思开始在上层蔓延，直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虽然他们本身作为一个过时的旧阶级被扫入了历史的故纸堆，但开风气之先、思救国之始的功劳，却是无法磨灭的。
正如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层一样，电影中的黄飞鸿也经过了思想转化的过程。一开始的他是保守的，甚至不无顽固。但随着叙事的开展，他一方面为留学归来的十三姨所感化，一方面被中国积贫积弱的不争现状所震惊，开始心向变革。这样一来，儒家或者说中国文化身上那种因循守旧、一成不变的盔甲就出现了裂痕——要知道，儒家所推崇的，正是祖宗成法不可易，圣贤之言不可违。
当然，作为传统中国人的黄飞鸿，在大时代中也有着他个人的局限性。对待残破的国家和羸弱的国民，他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却无法寻找到救国救民的法子。医术救不醒国人，拳脚更打不醒国人，他只能众人皆醉我独醒，退到家乡独善其身。
而十三姨和牙擦苏等人，代表的是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全盘接受西化，却与这个古老国家显得格格不入，反而自己也成为了某些激进爱国分子的革命对象。他们的那一套不能拯救这个病入膏肓的垂老帝国，只能去证明，所谓华夏礼仪之邦、皇天后土之地，距离世界，已经有了多么令人恐惧和绝望的距离。
剩下诸形诸色的各色人等，无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阶级、阶层代表性。他们之中，既有以反派出场却令人心生同情的，如严振东、纳兰元述，也有道貌岸然却心怀鬼胎的，如一干白莲教与义和团。乱世显乱象，众生你方唱罢我登场，各有各的打算、各有各的鬼胎。
严振东带有旧秩序的隐喻——拳脚过人、武勇无敌。但在这个变幻的时代，他的那一套已经过时，所以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贫困潦倒英雄末路，要么犬附恶徒助纣为虐。他的死是自作自受，却也是一场命数的悲剧。拳脚永远无法低过枪炮，而他，不过是一个错误的时代中的悲情英雄。
而纳兰元述则更加充满着古希腊式的悲情色彩。他武艺不凡、又学贯东西，原本应该是这场大变革中最精英和最有用的人才。但他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也无法背弃自己所代表的满洲贵族的利益，所以哪怕他清楚的知道自己无法阻挡历史的潮流，哪怕他对黄飞鸿早有英雄相惜的情分，还是不得束布成棍，以卵击石般的迎来自己宿命般的死亡。
如果说这两种人是因为顽固、守旧而成为变革阻力的话，那么白莲教、义和团一类人，就更加体现出中国人愚昧无知的劣根性来。愚昧的人最容易被煽动，哪管那个在台上慷慨激昂、刀枪不入的教主、坛主或是其他什么人，肚子里抱着什么野心和黑心。一代又一代草民山呼万岁成为炮灰，用鲜血枯骨堆砌出一将功成……
“治人容易，治国却难”，时至今日，中国人尚且民智未开，遑论百年之前。其实不止是白莲教与义和团，一个个见死不救的市侩小民，一堆堆不分黑白的围观群众，一群群点赞叫好的“自干五”……怪不得陆皓东万念俱灰，这百年以来，哪怕有了辛亥炮响，有了天安门城楼的振臂一呼，可事到如今，又何曾变了模样？
更加上不了台面的，便是赵天霸与沙河帮之流。他们一个是地痞土霸，一个是买办汉奸，前者不论谁坐江山、谁得天下，永远是欺行霸市耀武扬威。后者则巴不得内忧外患，才能大发国难之财。但这些人不过跳梁小丑、肌肤之疮，真正让这个国家迷路的，却不可能是他们。
所以黄飞鸿明白，百年来的有识之士也明白，中国首要，在开民智。且看黄飞鸿一番话语：
“李大人，所谓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刚才天炮一响，如果没有天灯挡枪的话，胜负归谁，还没人知道。现在金牌在我黄某的手中，并非我赢了；大人为了大显我民神威而举办的这场狮王大赛，死伤这么多人，在世人眼里，我们都输了。依小民之见，我们不只要练武强身，以抗外敌；更重要的是广开民智，智武合一，这才是国富民强之路。 区区一块牌子，能否改变国运，还请李大人三思。这金牌，就留给您做纪念吧，告辞了!”
虽然不无说教，但整个《黄飞鸿》系列之精髓，尽在于此。
看懂了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去年新上映的《黄飞鸿之英雄有梦》为人诟病，甚至一文不名。
说是少年黄飞鸿，但其实彭于晏的年纪比当年初饰黄飞鸿的李连杰还要大上两岁，但偏偏剧中的他却像个毛头小子，哪有一派宗师的架势？说到底，这不过是“阿飞”为主角的一个三流黑帮故事，虽然最后彭换上了李连杰版黄飞鸿的经典扮相，可如果将故事主角换上另外一个名字，也丝毫不影响叙事的进程。再加上动作既虚华难看，主题亦空洞无趣，唯一剩下的看点只有男明星的卖肉和女明星的秀脸，自会寡然无味。
而回想李连杰，虽然当年还有些青涩，但那份稍带羞涩的表演，正配合了黄飞鸿的宗师风范和君子气度，再加上他不苟言笑中不时爆发的冷幽默和极其华丽的动作风格，让黄飞鸿成为他演艺生涯中最为经典的角色，也让“黄飞鸿”成为中国荧幕上最后一个伟大的传统英雄形象。
徐克抛出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却没有给出行之有效的答案。黄飞鸿保住了革命的星火，可革命后的中国依旧乱象丛生，又要何去何从？他提出了开民智的诉求，但统治阶级如何舍得放权，启蒙怎样执行？他打跑了装神弄鬼的邪教，但一代代以爱国为名的愤青们依旧热血上脑，邪端乱教依旧横行，僵局如何破？徐克不管那么多，佛山无影脚下从无三合之敌， 正义者恒胜，不义者必毙，他用这样充满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简单手法，解决了电影中的矛盾与戏剧冲突，却也留下了一个个问题，让人思考，让人深省。
黄飞鸿系列最为精彩的第一到第三部，拍摄于1991年至1993年之间，而那段时间，正是徐克才气最为外露，也是创作欲望和艺术野心最为旺盛的时候，也是大陆和香港刚刚和即将迎来重大事件的时候，徐老怪在电影中加入了多少对现实的隐喻和期许，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说得清楚。当然，我们也无法否认，整个系列都充斥着香港电影的一些通病——对历史和地理细节的不尊重，刻意无厘头情节的喧宾夺主和部分配角的过于扁平化。但那时的香港电影，却比现在的华语大片多了些恣意挥洒的奔放，和不拘一格的气象，孰优孰略，就见仁见智了。
现在徐克醉心于电影技术创新，意图将华语电影特效水平向好莱坞靠拢。这样的徐老怪自然也十分重要和值得敬重，但我们却依然更怀念那个童心未泯、天马行空、妙笔天成的他。
就像，我们更怀念那个白衣胜雪、翩若游龙的黄飞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