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从一个儿子的视角，追忆了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生前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母子间跨越时空的心灵对话贯穿全片，使这个悲壮的战争故事充满了人性的光辉。赵一曼，四川宜宾人。参加革命后在上海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九一八”事变不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存亡，赵一曼舍子从戎、奔赴东北。她组织了一系列宣传抗日的活动，而后带领一支游击队驰骋于白山黑水之间，“红衣白马”的英姿令日寇闻风丧胆。一次激战中，赵一曼受伤被俘。负责审讯她的日本军官大野，为了获取所需情报，一边以药物治疗维持赵一曼的生命，一边软硬兼施，使用非人的酷刑和“心理战术”进行逼供，但无论是对肉体的摧残还是精神上的折磨，赵一曼崇高的革命气节和无畏的民族气概始终让日寇一无所获。在无声的教育和感召下，董警官和韩护士暗中帮助赵一曼越狱，但半路上不幸再次被捕。穷凶极恶的日寇最后对赵一曼动用了电刑，企图通过破坏神经达到让她开口的目的。残忍的电刑下，赵一曼终于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因为她的幻觉中，出现了她至爱的儿子、祖国和人民……日寇绝望了。在赴刑场的列车上，赵一曼提笔给儿子写下了遗书：我的亲爱的可怜的宁儿,妈妈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什么是牺牲？...

     被譽為“民國”寵兒的演員靳東如今更多地活躍在電視劇的小熒屏上，與喜愛他的觀眾們相見，他可以把演什麼像什麼推到了他認為的極致。可誰會曉得，他的從影起步之路竟與兩個人結下了不解之缘，一個是導演孫鐵，另一個便是女演員張晗。     2004年，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不久的靳東，接連參演了孫鐵導演的兩部電影，一部是後來靳東憑“何鳴”一角獲得第十一屆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新人提名獎的電影『秋雨』，張晗演何鳴的梨園師姐徐妙春；無獨有偶，另一部電影『我的母親趙一曼』，張晗憑“趙一曼”一角同樣獲得第十一屆中國電影華表獎提名，而靳東在片中演了一個偽滿時期的警察董警官，同時以趙一曼兒子“寧兒”的身份為影片配解說，與趙一曼心靈對話，呈現了一個聲音中的“兒子”形象。      即便是在十年以後的今天，當電影創作向著數字高清、高科技特效、3D呈現以及令人眼花缭亂的類型風格、出手不凡的製作逼格而變幻無窮的時候，再來回看上述兩部電影，我依然為其淡然質樸、徐徐而行的敘事方式，為其乾淨洗鍊、悠然留白的鏡頭處理而折服。        主創們只是在好好地講一個故事，一個在宏大的戰爭題材背景下講述的以“小”著“大”的故事。『秋雨』，從當代梨園弟子與來中國學京劇的日本女孩的一段朦朧愛情的視角，引伸出两个家庭乃至两个民族的历史仇怨，圍繞著他和她展開了細緻清新的刻畫和劇中劇的絕妙配搭，向觀眾們表達了不忘苦难、珍惜和平的美好希望。靳東奉獻了他的銀幕京劇秀，而以畢彦君、張晗、前田知惠、楊立新等一眾演員給予的舒服互益的對戲，無疑保證了影片的藝術水準。      可貴的是，一部小製作的電影，從藝術的傾訴上，從人物的架設上，從視覺的表現上，從景別的優雅上，至今依然可視為經典。      很顯然，同樣的風格在『我的母親趙一曼』中延續著，也許都是孫鐵導演，也許依舊有著張晗、靳東的合作。對趙一曼這一“紅衣白馬”女英雄的頌揚，僅從藝術作品就有多維的呈現。而孫鐵的電影，從母親與兒子對話的形式，把一個母親與女人的柔美，與一個英雄和戰士的堅毅，自然地融為了一體，它刻意地把戰爭的殘酷、敵人的殘暴與一個母親深沉的愛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就如畫外靳東的解說：“她可能不是母親歷史的全部，卻是最冰天雪地的一個段落，是一個母親留給一個兒子的心靈史。”這種反差，可以聽得見，眼淚在心裡的翻滚。       鏡頭是冷色的，正似那個如晦而屈辱的黑暗年代，除了趙一曼在冰天雪地裡策馬飛奔的一團火紅，病房裡護士小韓培育的幾盆綠植，董警官脖頸間裹著的紅色圍巾，便是漫天漫地的灰、黑、青、白了，這樣的色調難免使人在絕望中又期待著希望，要麼抗爭，要麼消沉，要麼生，要麼死，別無選擇，無處逃遁。       有人說，靳東在『我的母親趙一曼』中演了一個戲份很少的配角。是的，戲的確很少，主角是趙一曼，他演了看管趙一曼的小警察。可是，好的故事能夠創造出讓我們關心的角色。十年前的靳東，即便面對這個戲份無多的人物，依然以他的形體、眼神、台詞為觀眾呈現了寥寥可見卻富有層次的表演，令這個小警察依舊尋見“始起、次驚、終尊”清晰可信的脈絡。      始起，他只是一個惴惴不安，在日本人手下討生活的偽滿洲國小警察。是的，每個月賺取十幾塊錢養活老娘和妹妹。當日本軍官大野太郎來醫院提審趙一曼的時候，他本能地挺肩立正；當趙一曼問他一月掙多少錢時，他還小小地滿足了下，因為憑關這份差事，吃飯沒問題；當日本人拷打趙一曼，讓他和劉警官拎兩桶水潑醒傷痕累累的趙一曼時，他依言也做了。他只是一個討生活的溫順的小警察。     次驚，他慢慢地為趙一曼的頑強不屈而感染著，態度慢慢轉化著。親眼目睹趙一曼遭受的折磨，感受她的堅強樂觀，他本能地想給予保護，情不自禁地透過門縫關心著醫生的治療。當趙一曼不支倒地的時候，他起身看看沒有日本人的動靜，跑到病房裡扶起了趙一曼。而轉折就在這一扶中發生了。     他背轉身欲離開病房，趙一曼問他家裡幾口人，他先是伸出三根手指，然後禮貌而有距離感地半轉過身，說“老娘，還有妹妹”。當趙一曼輕聲說出：“一個七尺男兒，為了十幾塊錢，就甘心受日本人這樣使喚，也夠難為你的。”他猛然轉過身，那是猶如被雷電懅然擊中一般的震驚和觸動，這時，他的眼神也好似蒙上了一層水霧，讓觀眾強烈地感受到了他那發自內心的不安全感，那由內及外的顫抖。     這是一幕轉折戲，梅麗尔·斯特裡普說過演戲就是對搭戲同行的反應。靳東與張晗在這段沒有多少動作和台詞的對手戲裡卻與對方產生了心靈的交融，為接下來由“董警官”成為“董同志”埋下了伏筆。     終尊。影片中以留白的處理虛化了趙一曼對董警官和護士韓勇義的感召，以董警官與小韓接頭商議營救趙一曼而交待了兩人成為抗日戰士的過程。當趙一曼終於在董和韓的營救下逃出敵人牢籠，三人坐著馬車向著趙尚志的游擊區進發的時候，鏡頭裡呈現了少有的歡快，而又為後續的肅杀形成了強烈的反差。      大野太郎帶領的日軍終於追上了趙一曼一行。大野太郎也問董警官：      “你今年多大了?”      “26。”     “結婚了嗎？”     沒有等及回答，大野太郎以槍聲為董警官年輕的生命化上了句號。他撲倒在茫茫雪地上，隱隱地，有陽光濾過雲層，灑在了他年輕的軀體。     而靳東在影片中呈現的“兒子”形象，卻是完全以聲音來塑造的。 聲音猶如演員的第二張面孔。當年的靳東，聲音年輕乾淨，表現為一種風淡云輕、從容不迫，他在聲音裡完成了“寧兒”的塑造，與鏡頭裡展現的趙一曼與兒子親密相間的場景怦然入眼，心有所感，在殘酷的鬥爭中讓觀眾感受到了親情的宣泄。      影片最後，受盡了敵人折磨而依舊不屈的趙一曼，終於補敵人下達了處死令。在開往刑場的火車上，趙一曼向日軍要來紙筆，為兒子留下了最後的心聲：   “我的親愛的可憐的寧兒，媽媽到了犧牲的時候……快快長大吧，去告訴人們，你的母親叫趙一曼……”    她面對敵人槍口，倒下，“寧兒”，是她給苦難的世界的最後一聲呼喚。      小提琴聲，無字歌起，閃回一個個鏡頭，灰黑巰淡的光影，沉浸在苦難中的中國，生生死死的人民。      這樣的影片，是無法以当下市場的商業價值來衡量，沒有絲毫的夸張、狗血，或者也沒有所謂的大咖來撐場，它只能凝視、欣賞、感懷、敬畏。      而時光遊走，十年以後，在靳東的表演足跡裡，讓我最著迷的地方，依然是層次和真實。無論戲份多與少，他演的每個人物，都有豐富的心理層次，不管說什麼做什麼，有邏輯的支撐，有可信的力量，展現人物的厚度，這實在是難能可貴的堅持。      正是這種自信和沉著，使得靳東對角色的執著表現出了成熟和老練，因為他已經真正進入到了“十年蹤跡十年心”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