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大屠殺遇難者的後代，導演十多年來走訪三百多位前納粹軍人、守衛、參與者與見證者，製成了這部紀錄片（可惜導演等不及影片面世就離世了）。以為片頭這句話已夠尖銳得錐心，誰知全片看完定過驚來三天才敢寫下一些感想。

導演對這些受訪者拋出的問題大家都可以想像，而大部分回答者的尷尬表情也不意外。意外的是有一位老人平和地說，他覺得自己沒有做錯，希特勒也沒有錯，直到現在（採訪的當下）仍為曾是精英納粹的自己感到自豪；而另一位老人則與一群貌似新納粹的年輕人吵得臉紅耳熱。受訪者被邀展示當年的物件，黑白證件照個個鼻尖眼利，顯然有部分的俊朗帥氣來自無可掩蓋的興奮和期待。「一般要十歲才能入會的，我當年只有九歲。」語氣依然難掩雀躍。一位女士說，她加入的時候其實不太認同納粹思想，只是覺得他們的制服太好看了。而好幾個都說，青少年時期，你最希望的就是可以自由自在地和夥伴們在一起玩，游泳、踢球、唱歌，並且離開家庭，於是加入納粹青年團可以滿足你所有的心願。

只是，當年過天堂般生活的時候，他們不知道他們日後要做的事，甚至有人說，直到他們被派到集中營工作之時，他們都不知道自己將要參與的殺戮工作。

這確實是件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德國是個孕育出歷史上眾多思想家、科學家、音樂家、文學家等影響世界深遠的國家，他們應擁有最好的思想系統、教育體系、民族特性、文化氛圍等等，可為什麼當年的德國國民會被希特勒號召去做了一件這樣的事呢？為什麼他們會成為”the common men, the functionaries ready to believe and to act without asking questions”？

受訪者們為我們提供了一些頭緒之外，他們如何回答導演最尖銳的一問（「你怎麼看待自己當時的所作所為？」），也的確讓人深思。我覺得，事情的悲劇在於，他們怎麼看都好，都改變不了事實，也絲毫無法減低所有有形無形的傷害與痛楚（受難者的與他們自己的）。許多人表示愧疚，一個婦女說她當時是個幫在集中營工作的德國婦女帶孩子的保姆，有一次她牙疼，被安排讓一位在囚猶太牙醫給治好了。她表示感激，與萬分的歉意（in hindsight/如今回頭看）。也有不少人表示，當時的自己只是一顆螺絲釘，只是個執行指令和完成任務的人，而且要是拒絕執行的話顯然是死路一條。我想，他們如此為自己開脫當然是個令一己良心好過些的方法，但同時，當人之為人的「自主性」(voluntariness)被剝削或降低的時候，人好像也把自己從「人」降為”sub-human”了…… 所以，他們的選擇只有 —— 活在深深的內疚與自責裏，或，淪為一個mere functionary……（唉，寫《純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就是德國人。）

有位受訪者說，其實當時大家都知道不妥，默默在心裏期待著一個奇蹟，只是，奇蹟沒有發生。當然也有人說，每個人都做（執行任務或默不作聲），他無法成為the odd one，聽話的個性讓他自動自降服於大多數了。然而我想，大多數，什麼是大多數，也許「心裏知道不妥、在默默等待奇蹟」就是大多數呢。

看得難受，也是因為沒把紀錄片只當紀錄片看。歷史在重複，人依然在高估人性。不說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