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故城 《小径分叉的花园》是博尔赫斯1941年出版的短片故事集的同名小说，它构造出一座时间的迷宫，是关于时间无限分岔和交叉的玄思，表达了一种超越有限线性时间的企图，即人能否同时拥有时间的多种可能性。 与人们通常理解的时间不同，博尔赫斯创造出了一种“时间分岔”理论。倘若时间可以像空间那样延展，在某个节点开叉、分歧，那么人们对于时间的选择，就如同我们步入小径分叉的花园，选择了不同的路，便会来到不同的终点。这种分岔，就像电影《无姓之人》（Mr. Nobody）中那铁轨的靠拢、交错和分道扬镳。火车轰鸣前进，不管是出于明确的目的，还是盲目的冲动，选择永不停息。 一 量子力学曾孵化出多重宇宙的观点，那是一个可能世界的无穷阵列，每一个可能世界都跟我们显然知道的世界一样真实。即使量子力学的叛逆者弦论，也在发展他们的多重宇宙观。弦论将时间纳入物理维度，借助镜像对称性，解释存在着与现实时空对称的镜像时空。 经典弦论里有一个“十度空间”的概念，除了我们熟识的三维空间和时间维度外，还有六个“蜷曲到几乎不见”的维度，叫做卡拉比•丘“流形”。它在我们的视觉里几乎不可见，只有弦可在普朗克大小的空间里震荡，自由进出任一维度。实际上，我们手掌在空间轻轻一扫，不但扫过长、宽、高三个维度，还扫过时间维度，以及无数卡拉比•丘流形的六维蜷曲空间，只是我们不自知而已。 在那个不可见且不可知的卡拉比•丘时空里，或许存在着镜像的我们和我们的“未选之路”。就像量子物理学中经典的杨氏双缝实验中，单个光粒子轻巧的穿越狭缝，在观察屏中呈现出一幅美妙的明暗相干条纹。或许我们的生命也有某种“量子相干性”，也存在那个“镜像的我”或“复制的我”，“他们”在另一个时空维度里继续着我们未曾选择的人生。 其实这点并不容易理解，即使号称是纽约知识分子的伍迪•艾伦，也曾在其《纽约客》的专栏文章中嘲弄弦论：“也许会有人用卡拉比•丘空间理论来谈论办公室恋情”。 范多梅尔显然比老派的伍迪•艾伦要先锋些，他懂得用时髦的科学理论来装潢他的影像世界，至少极力通过接受一种形而上来肯定世界的神秘感和复杂性。 《无姓之人》的种种并不隶属于“意识迷幻”，它与《罪孽天使》、《梦之安魂曲》和《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在题材上是划清界限的。后者借助于超自然的、奇幻的或者科学幻想的假定，来设计影片的剧作框架，往往人物行为是被一种神秘力量所驱使。而本片中不断借用大爆炸与大收缩、弦论、蝴蝶效应等科学时尚，暗示主人公尼莫的多重生命并非属于臆想和猜测，而是一种可能的真实世界的分叉，这一切都是有根可循的。 二 根据以往的经验，分岔的世界在数量上大都难逃“三三两两”。如《机遇之歌》和《劳拉快跑》只呈现了三个分岔的世界，而《滑动门》和《一个字头的诞生》更是少到只有两个，很少有博尔赫斯所称的“进一步的分岔”，因此也便没有了更多扩散性后果。 这种对多重世界在数量上的限制，是符合心理常识的，因为只有当有限的选项和所展示的未来之间没有深刻的本体差异，故事的讲述者所精心构建的对时间、空间、视点和因果关系的控制，才可获得观众在感知和认知上的赞同。 波德维尔说限制分岔路径的分芽繁殖还有一个额外的益处，由于只开放两三个分叉路径，某些特定的选择和后果，如政治的（《机遇之歌》）、犯罪的（《一个字头的诞生》）或爱情的（《爱的时光》，马克马巴夫），会比其他的选择或后果更重要，这无疑突显了政治、犯罪和爱情等人生命题的意义，也便缓解了人们因过度繁杂的行为伦理而产生的虚无主义情绪。 而《无姓之人》显然放弃了对分岔世界的过度修剪，容忍多重未来的不断扩张和蔓延。 尼莫自出生开始就面临无数的选择，而生命最初的分岔可追溯到童年时期。9岁的尼莫必须在离异的父母之间选择一方：选择追上火车跟母亲去加拿大，还是留在英国陪伴父亲？选择母亲，他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安娜，而选择父亲则可能遇到爱丽丝或吉娜，自此，人生开始分叉，并被不可逆转的时间列车劫持而去。 跟随母亲，尼莫的人生在16岁再次分岔：拒绝湖边安娜的游泳邀请，34岁时两人纽约邂逅，安娜已为人妇，匆匆话别，永无交集；接受邀请，两人钟情彼此，双双坠入情网，人生又开始第三次分岔，要么成年后两人如期结婚成家，于34岁尼莫发生车祸溺水而死，要么彼此分离，因父母干涉不再联络，于34岁纽约邂逅，安娜在纸条上留下联系方式，但因突如其来的大雨，两人再次错过，永无交集。 而跟随父亲，16岁的尼莫遇到爱丽丝，许下死后带她骨灰去火星的誓言，然而爱丽丝却钟情别人。自此人生再次分岔：尼莫由于过于伤心，驾驶摩托车时惨遇车祸，变成植物人，只能在脑海中构想那场火星之旅，在宇宙飞船上偶遇安娜，但突如其来的陨石摧毁了飞船；伤心欲绝的尼莫决心与第一个和自己跳舞的亚裔女孩吉娜结婚，他虽对事业有执著的追求，但却是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他丧失使命感，将命运的选择交给硬币的“正”“反”，于34岁死于一场意外的仇杀（在浴缸里）；尼莫的真诚打动了爱丽丝，两人顺利结合，但故事又第三次分岔，要么结婚当天爱丽丝死于油罐车爆炸，要么若干年后爱丽丝患上抑郁症，离家出走，而尼莫成为剧作家，死于一次意外的洪水。 我们不难发现，即使范多梅尔在叙事技巧上频繁使用“慢动作”、“闪回”和“跳接”等MTV风格手法，但影片的叙事样式依然是线性的，至少在每个分岔节点之前，它坚守一条严格的因果线，强调单一的关键事件的后续影响，而不是每一个时刻都蕴含着无数的未来。 三 影片中不仅存在人生的分岔，还展现出“分岔之分岔”的套层关系，于是每打开一个新的分岔，都必须面临一个回溯性的问题，即如何从后来的某个节点回送到另一个选择的时刻。《机遇之歌》里，主人公是通过三场追赶火车的“重放”来标记分岔的节点，而《滑动门》则选择“倒放”以回到过去的某个时间节点。 《无姓之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范多梅尔安排了一个118岁高龄的老人，将多重人生用记忆碎片的方式重新排列组合，巧妙的消解了观众想要看到理想的回溯性的主观诉求。于是，“重放”、“倒放”，甚至“不放”都可以随意用于各个节点，观众有时会感到突兀不解，但仍能对导演的处理方式保持一定的宽容。 当然，为了保证观众对那些迥然不同的多重未来具有更多的认知连贯性，范多梅尔有效的限定了主人公周围的人物和场景。比如影片的所有分岔的人生中，主要人物只有尼莫、他的父母和他的“三任妻子”，他们的分离、生死任意组合，便构成主人公尼莫分岔的人生。 更为奇妙的是各个人物之间还存在某种难以诉说的心灵感应，比如在尼莫与爱丽丝的婚姻中，尼莫拉开窗帘，睡意朦胧的爱丽丝说，“阳光太刺眼”，而尼莫与吉娜的婚姻中，游泳池旁的吉娜告诉尼莫，她要回屋，因为“阳光太刺眼”。再比如，尼莫与安娜的婚姻中，尼莫死于溺水，在与吉娜的婚姻中，他在浴缸里几近窒息，刚探出头便因飞来子弹丢了性命，而在与爱丽丝的婚姻中更是死于一场莫名其妙的洪水。水似乎是预示人物生死的密码，它为三段松散的时空提供了因果关联和时间纽带。也正是这种“感应”的存在，让观众有理由相信这些分岔的人生是并行的，是存在于多重宇宙的不同维度的。 这类感应在《滑动门》中也有体现，海伦在跟她的朋友走在河边时，突然冒出一句：“真是古怪，我知道这里本来应该有一场赛艇比赛。”她突然感应到另一个空间的喧闹欢呼，而此刻眼前的湖面却是寂静肃然。 上述感应是基于心理学中“首因效应”的，往往首先陈述的情境会成为其他情境的基准点，那些情境会在后续的版本中被重复、改变、省略以及否定。比如《机遇之歌》中魏特克在第二和第三个版本中的政治选择，是建立在对第一个版本中选择的“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的。 《无姓之人》中，尼莫与安娜的婚姻中尼莫死于溺水，而第二个版本中尼莫是从溺水的威胁中挣扎出来，当观众以为他会因此逃出首个版本的梦魇时，子弹穿过额头，生命终结。而第三个版本中，尼莫既没有开车外出，又没有出外旅行，而是选择被动的呆在家里，按理说已失掉车祸溺水和浴缸遭枪击的可能，然而，一场毫无征兆的洪水突如其来，将生命仍旧熄灭在首个版本中的溺水之中了。 在以往的电影中，这种感应也会引起“近因效应”，即分叉路径的主人公会继承之前路径的经验和教训。如《一个字头的诞生中》中第一个版本的黄阿狗（刘青云）死去时双目圆睁，那些经历的种种似乎能穿越瞳孔，告诫第二个版本中的另一个他，于是当第二个版本黄阿狗一出场，观众看到的是一个冷静、老辣和无所不能的黑帮老大。波德维尔说，情节设计通过排序、迟滞以及视点切换对特定未来进行倾斜性处理，从而某些选择获得比其他选择更优越的待遇。这大概是平行宇宙故事的超自然与时间旅行版本的残余。 但在《无姓之人》中几乎找寻不到这种“近因效应”，所有选择的结果都获得在概率上和道德上的平等。即使有所倾斜，也仅存在于情感层面，比如在尼莫与爱丽丝的爱情那里，与安娜的两情相悦是故事的基准，而在与吉娜的爱情那里，对爱丽丝毫无保留的爱成为故事的基准，最终的结局总是现实偏离基准，现实与理想的分岔。 四 范多梅尔在影片开头重现了经典的“信鸽迷信”实验。在“斯金纳箱”中，鸽子每隔固定时间获得食物，它便误以为获取食物是因为其间自己的某个行为所引起的，比如挥动翅膀，于是它便会重复这个行为以保证自己能定时获得食物。然而，挥动翅膀与挥动翅膀是非关联性事件，并不存在逻辑上的因果关系，然而鸽子却断定了两者的必然联系，并在一次次的挥动翅膀过程中印证和强化这条因果链。 “信鸽迷信”里包含了一种将偶然事件归为必然的内在冲动，但这一点并不局限于信鸽。就像我们有时也会情不自禁的将某些神秘难测的事件归结为冥冥中的命运，笃信偶然性里蕴含着无穷的必然性。这种后验式逻辑在《无姓之人》中被导演玩弄于股掌之间，人生、人生的分岔和分岔的人生，将人这个作为存在主体的偶然性一一呈现出来，于是生命、爱情和人生的必然性（意义）便在时间的长河中被无情消解了。 物理学家波尔曾说，“所谓意义，只能产生在比较中，可我们能把人的存在与什么相比较呢？”《无姓之人》提供了一种变相的比较方法，但在对“人之意义”的探索中依然毫无作为，因为当那些分岔的人生被授予一种合法性，并和我们的人生获得同等的待遇时，人的存在也便失去了那个被我们赋予无限意义的意义。 影片中当老人的生命消耗殆尽时，范多梅尔拨动时间指针逆时针转动，生命由死至生，获得了另一种轮回。记得《时间之箭》中，马丁•艾米斯曾做过同样“调皮”的举动，他人为的将时间箭头掉转方向，于是时间的连续性和线性流动获得了一种反向的可能。小说中叙述者说，“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年轻，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变得有意义呢？”而《无姓之人》中，范多梅尔拿起了艾米斯的“时间之箭”，射落终极意义的现代性大旗，一切对生命的拯救或赎罪在时间的倒退中被消解，生命获得了一种戏谑的逆向退化。 《无姓之人》并不完美，它仍然受制于某些无意识的心理定势，用衰老、死亡、遗忘和消失作为“虚无”的称谓变形来凸显人的存在之基本困境，叙述主体也远没有超出有/无、我/他、轻/重、时间/空间的界面，然而它却谦卑的用“或许”的语气（或许存在这样一个人生的分岔或分岔的人生）承认世界的偶然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告诉我们那些“存在的不可承受之轻”或许并非是不可承受的，至少在另一个可能的世界，还有一个“我”，背负着我们的重和我们的轻。 2010-10-21 0:50 《看电影》11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