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坡坡来自《酷拉时报》，原文地址：http://site.douban.com/211878/widget/notes/13727777/note/325885395/      2013年是我跟周遭流行进一步决裂的一年。“爸爸去哪儿了”我不关心，“好声音”没听见，《甄嬛传》一集没看，恒大夺冠跟我有啥关系？... 唯一跟“流行”沾边的就是给阴道做了个纪录片《来自阴道》。（全片免费观看/下载地址请点击：同志亦凡人http://www.queercomrades.com/videos/queer-comrades-videos/queer-comrades-documentaries/vagina/ 或http://www.youtube.com/watch?v=Z1QE3s9JoGc ）很可惜，因为篇幅的原因，这个片子只能够浮光掠影地扫描三地四个剧组的概况，但我其实想了挺多，所以写下来。        我第一次现场看《阴道独白》的演出是在2011年6月，复旦大学知和社的版本。那一场也是复旦多年的《阴道独白》演出史上最为爆满的一次，600个座位的礼堂涌进了将近1000人。现场效果很震撼，不仅仅因为戏剧本身，也因为参与演出的学生们的热情，他们的友谊与情感。联想到之前我遇到好几位做性别平等倡导的朋友都参与过这个剧，可以想象它对于这些个人的影响。这个戏剧项目用讲故事的方式，不说教但又很有力量地传播一些道理和认知，这跟我们做影像的初衷不谋而合。当时我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纪录片题材，因为它本身从剧场走向社会，如果能够再由影像纪录，也许可以传播到更广的空间跟时间维度，这将是一个完整而有力的旅程。         我初步有想法参与纪录片是在2013年3月。当时跟上海海狸社两位成员见面，一开始的想法是只帮她们做制片，筹款。我觉得导演还是应该找一位生理女性——即有阴道的人来做。后来我们顺利地得到乐施会的资助，对方希望可以赶在2013年的“十六日行动”时完成，这样刚好趁着《阴道独白》中国大陆首演十周年的时候放映。我也觉得这样意义非凡，但时间就非常紧迫，由于没有找到其他合适人选，我最终在小燕的鼓励之下临危受命担任了导演。          2013年10月份，我在广州去艾晓明老师家里吃饭，兼做采访。当说起《阴道独白》的社会影响的时候，她有点不以为然：“这只不过是一部戏剧，社会不可能仅仅因为一部戏剧而改变。”我感觉有点被“泼冷水”，相比大部分人对这部戏剧社会影响力的肯定，艾老师的看法让我有点惊讶，她说，“当我们借助一个角色的外衣的时候，我们比较安全的说出我们想说的话。当我们去掉这些角色的外衣的时候，哪怕说出一点点都是无比困难的，甚至是令人畏惧的。”        就在大约两周之后，发生了流行在网络上的一件事，精确地印证了艾老师的那几句话。2013年11月初，北外女生为了宣传话剧《阴道之道》而拍的几张“我的阴道说”图片，引起了网络的轩然大波。我很诧异于许多网友谩骂式的回应，对于这部已经在中国各地演出了十年的戏剧，怎么会那么多人不知道？我在演出现场拍摄的时候，总是收到很多正面的看法与答复，可是一旦到网络上，大家怎么了？这是因为参与者身份的不同，还是因为场景不同？到底在哪里人们说的才是真话？不得不敬佩艾老师在这个过程中敏锐的观察力，以及深刻的反思性。        拍摄过程中有一件很打动我的小事，我在北京的拍摄中招了一位导演助理，性别身份为异性恋男性。一整个下午的拍摄，他看了Bcome小组《阴道之道》的排练过程。晚饭的时候，他忽然向我反思了自己与前女友相处过程中的大男子主义问题，他向Bcome提出了想做志愿者的意愿，并且怎么都不肯收下作为助理的劳务费。这一切都是因为看到排练的戏剧中所讲的内容。虽然我们也常常怀疑与困惑，影像到底能否改变社会，有时甚至感到灰心丧气，但这一刻我还是感觉到了：改变总是从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身边开始。        2013年11月底，我完成了这部关于戏剧《阴道独白》在中国本土化过程的短片《来自阴道》，开始带着它到各处放映交流。在放映交流的时候，我常常被问起“为什么要做这个片子”，我对自己的“生理性别”不是特别敏感，直到别人明示或者暗示我——“你是个男的！为什么要拍阴道？”        我的大脑不由得绕到更远的一个地方，六年前刚开始做同志纪录片的时候，我也理所当然地被这样提问“你为什么要做同性恋电影？”。当时我还是身份政治的拥趸，我总是毫不犹豫地说：“因为我是一个同性恋，我为身份骄傲，我要为我的社群做些事情。”        然而后来这种说法越来越难以说服自己，一方面源于自己性别身份、身体探索的一些新发现；另一方面，我也对自己所“属于”的身份群体产生了很多的疑问。每次男同志的聚会，总会听到一些对女性不友善的表达，抑或对低收入阶层的偏见。这也往往存在于每个具有单一标签的群体中，哪怕仅就“LGBT”社群内，都泛滥着自相/相互歧视：拉拉酒吧里一个T说P都是双性恋，靠不住；一位盲人男同志去约炮，对方说“你一个瞎子还出来419？”；一个跨性别说你们这些gay都太娘了，我搞的那些直男，纯爷们……性别身份与种族、阶级、城乡、残障种种身份的交叠，错综复杂。如果仅仅为自己的身份发声，结果往往是一个更具有压迫性的行为。        因此我变成一个对标签特别无所谓的人，我可能是一个男同志，也可能是一个不想对自己身体做任何改变的跨性别，可能是一个还未跟生理女性发生插入式性交的双性恋，可能是一个做过轻口味SM未来会尝试更多的女王……但我也可能什么都不是。我也不对别人的性别、性取向做预设。        可是我又离我的身份很近，在某些时候，我不得不给自己贴上标签：当中国人被冠以恶名、当我因种族被侮辱的时候，我是一个中国人；当性取向给人带来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愿意是一个同性恋；当农民工被污名，少数民族文化被忽略，我愿意是他们中的一员…当女人遭到排挤、暴力、骚扰，我就是一个女人！没错，我的阴道长在心里。        可是我仍旧在思考，为什么最终来完成这个影片的人是我，而不是一个“有阴道”的导演。这不一定与性别相关，但你可以想象，一位“有阴道”的导演在很少资金的情况下，扛起沉重的器材走南闯北是多么具有挑战。或许她有时要顶着经痛采访；拍摄到很晚，回家的路上却遇到不怀好意的尾随者；如果她有了孩子，那么在剪辑的时候可能经常被婴儿的啼哭打断……如果她最后拖稿，甚或放弃了，别人可能因为她的性别而说：女导演就是不够努力！        回溯到2000年左右，当时的几部同志纪录片，大部分都是由（自我认同身份为）男异性恋的导演拍摄的。他们有好奇心和行动力，同时又有相应的资源和优势去做。这些资源或多或少与他们的性别身份有关系。直到近几年，才有越来越多本身是性少数身份的人参与。但毕竟“专业导演”的拍摄，还带着某种精英意识，赋权还不够充分。后来渐渐随着技术和理念更新，才有社区影像的概念，普通的LGBT也可以拍摄自己的作品。        我期待未来的影像，更加去中心主义，去精英化。让优势，特别是生理的优势不再是创作的必要条件。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听到更多来自阴道的声音，来自残障者的声音，来自无产者的声音，来自少数族群的声音。【酷拉时报】投稿及联络：QueerLala2013@gmail.com新浪微博@酷拉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