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礼德的三十年多创作生涯基本围绕柬埔寨“红色高棉”独裁政权对个体的伤害这一母题展开，他用各种创造性方法，拓宽了独裁与极权主义对个体带来的影响与创伤记忆这一题材的表征形式。例如他最有名的两部作品：《S21-红色高棉杀人机器》（S-21:The Khmer Rouge Killing Machine，2003）与《残缺影像》（L'image manquante，2013）。前者用事件亲历者（分别是幸存者和施刑者）的口述，试图还原70年代的集权主义屠杀史。这是比较经典的影像口述史记录。后者更具影像本体上的创造性：用黏土动画、口述与历史影像的组合，试图建构一个导演版本的大众集体记忆。两部作品实际上都在透过记忆打捞历史，试图建立一种有别于官方历史叙述的“另类档案”（alternative archive）。而诸如近几年的《无名冢》（Graves Without A Name，2018）、《放逐》（Exil，2016）这样的作品，则更加私密与个人化，形式上也更具实验色彩。

这部新作《辐射》基本上延续了他一直以来的创作母题，但不再是聚焦“红色高棉”这一导演幼时曾亲历过的具体事件，而将对象扩展到纳粹大屠杀、广岛核爆等类似性质的种族灭绝行为中。潘礼德小心翼翼地找寻合适的表达方式，使得这种残酷影像不具有桑塔格所说的通过苦难影像攫取一种快感。他最后选择用三联画（triptych）、叠印结合画外音的形式来表述，似乎是散文电影与影像装置艺术的一种融合，因此整体来说更具抽象色彩。

潘礼德讨论了种族灭绝行为为何会成为二十世纪的一种普遍现象，他发现这种灭绝犹如“辐射”一般，对后代产生了不可逆转的伤害。这正是电影之所以取这一片名的原因。正如潘礼德所说：“邪恶在辐射。它伤害着人们——甚至是未来数代人。但在这伤痛的深处，是一种纯真。”这部纪录片入围了今年柏林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是该单元今年唯一一部纪录片。电影将在28号放映，这里再编译一篇Hollywood Report记者对潘礼德的简单访谈，以了解潘礼德这部电影的创作过程。

文章来源：Hollywood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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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电影作者潘礼德从不逃避过往经历给他带来的恐惧。20世纪70年代，他从血腥残酷的红色高棉政权下逃离出来，随后，在他导演生涯30余年时间里，一直深耕于这个夺走至少两百万人生命的政权的题材。

在如同奥斯卡提名作品《残缺影像》这样的作品中，现年55岁的潘里德试图将四散开来的记忆拼凑在一起，而有些记忆，则在对人性的摧残之下，早已残缺不全。这位导演坚定地表示会将这种拍摄过程作为一种持续性的研究的一部分，一直进行下去。

这种拍摄过程的最新产物，是他的新纪录片《辐射》。电影入围今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将在2月28日进行全球首映。电影重返广岛、奥斯维辛等死亡与绝望之所，以与种族灭绝有关的悲惨影像，探讨了人类邪恶的天性。电影的拍摄灵感来自于导演与法国作家、电影人、女演员与奥斯维辛幸存者马赛琳·洛里丹·伊文思（Marceline Loridan-Ivens）之间的交谈。伊文思女士去年于90岁高龄去世，她鼓励潘礼德“无所畏惧”地挑战这个议题。潘礼德说四年多来，伊文思女士的这些话语时常萦绕在他心头，驱使他将这个项目一点点地完成，而他也是花了大量时间，让自己沉浸在人性之恶的深渊之中。

你可以谈谈这个聚焦于恶行所带来的影响的构思是如何成型的吗？

潘礼德：这个项目在我脑海中酝酿了有四年多的时间了。它始于我与马赛琳之间的见面，我跟她谈了我的感受。她是一位精力旺盛的女士，强健、积极。但是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我们都意识到有一些我们体内的东西破碎了。我们如同携死者同行。我跟她说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要拍一部该主题的电影。我不知道过去一个世纪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杀戮，越来越多的种族灭绝行径？人类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谈论了如何拍摄这种电影。你应该怎么做，才能使得电影显得不那么耸人听闻？她鼓励着我，给了我希望与自信。

那么关于你所选择的风格呢？这部电影大部分的画面，都以三联画的形式呈现，电影几乎既像是一件装置作品。

潘礼德：有那么多的影像素材要看，因此最后我决定选择那些能够引起我内心共鸣的画面。画面需要能同我、我的故事以及我身上发生的一切，产生共鸣。但是拍摄一部种族灭绝电影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去表达它。我发现三联画是十分适合的。三个画面使我能够表达出我想要表达出的东西。那就好像是一种沉浸，就像你沉浸到单个画面之中。我们需要寻找到一种形式，以使人们可以驻足观看。

而且考虑到我们所观看的对象的性质，这部电影的观看过程一定极具挑战性。

潘礼德：你需要一遍又一遍地看它。而且我们在旁白中也说了这句话。这就好像是一种艺术作品，可能这有助于你去观看它。这里有艺术，这里有电影，二者结合在一起，可以帮助你观看那些你拒绝观看、拒绝思考的事物……那些时过境迁、沧海桑田的事物。我们现在有太多的信息、图像与谎言。真相被遗忘，谎言永远流传下来，这是危险的。人们依然说他们不觉得纳粹集中营的危害有多大。所以重要的向人们呈现发生过的事件。

这部电影是否也反映了你对你所目睹的今日之世界的恐惧？

潘礼德：我并非悲观主义者，但是这个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有了更多的武器，人们变得越来越不宽容，种族主义与仇外情绪变得越来越严重。从欧洲到亚洲，从北半球到南半球，皆是如此。无论大国小国，均不例外。你看到纳粹上街游行，你会问：发生了什么？

你所看到的人性之恶，比我们在银幕上看到的要多得多。这对你个人有何影响？

潘礼德：天哪。有时候实在看得太多了。与我共同参与完成这部档案电影的人会说，实在是受够了，有些人还会大病一场。有些画面非常残酷，非常悲伤。我的这些同事非常坚强、非常愤怒。但是在这四年多时间以来，我们学到了不少历史。我也做笔记，但是我试图不做太多记录。你如何拍摄这类对象，并将它们呈现出来？这是我给自己布置的一个任务。你会被恐怖迷得神魂颠倒，因此我必须小心翼翼。我需要“艺术”在场。我需要“电影”在场。

电影在迫使我们面对我们不想面对的事物之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潘礼德：对我而言，电影是一种言说的方式，是一种哭喊出来的方式。对我来说，它还提醒我们：要照顾好自己。非虚构影像、散文电影与实验影像的译介、展讯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