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日渐干旱的草原上，丈夫巴特尔为了掘水井而双腿残疾，妻子图雅勤劳善良，性格泼辣她一个人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照顾孩子，但长期的劳碌让她的腰椎病变，甚而也有下肢瘫痪的危险。为了不再耽误图雅，卧躺床上的巴特尔决意离婚，在现实面前，图雅也只能同意。但她坚持提出自己再婚的条件：新丈夫必须和自己一起供养巴特尔。由此，图雅开始了艰难的择夫历程，附加条件让许多前来求婚的男人打了退堂鼓。　　邻居森格素来怕老婆，其妻却常跟别的男人出走，并一走了之。他对图雅情苗暗生

2007年的2月18日晚间，第57界柏林电影节颁奖典礼举行，中国导演王全安执导的影片《图雅的婚事》获得了最佳影片的金熊奖。据此马上有媒体评论说，这是中国电影继《红高粱》后的20年中，再次抱得金熊归，是中国电影的一大盛事。但是，相对于当时在场的导演王全安和主演余男的激动拥抱，中国的影迷对此的反应颇为冷淡。不能怪中国影迷不热心，实在是这些时日中国电影有了太多国外获奖的消息，中国的影迷的热情都被《三峡好人》等之前的获奖电影给消耗尽了。再说，当时国内因为商业大片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图雅的婚事》这样之前一直默默无声的小成本的艺术电影实在吸引不了大众的眼球。
北大的戴锦华教授曾经在她的研究中国电影的专著中指出，中国的艺术电影始终走不出一道“窄门”。这道“窄门”由中国导演张艺谋开创。一部影片制作完成后，不参加任何国内院线票房的角逐，而是去参选国外的各大电影节，一旦在电影节上获得奖项，获得西方媒体的认可，这就等于走向了世界，和通常的国外大片有了同等的竞争筹码，然后送回国内上映。中国电影，尤其中国的艺术电影，几十年如一日，始终都是走的这道窄门。但是这道窄门之所以如此之“窄”，就是因为中国的艺术电影生产本身就是跌跌撞撞的过程，想要参选国外的电影节通过广电总局的苛刻审查，并且最终还要获奖，这种概率实在是寥寥无几。在这个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问题，所以夭折者是多之又多。但是，多少年来，尤其是张艺谋的《红高粱》从这个“窄门”第一次成功突围后，中国的艺术电影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模式：先国外获奖，后国内上映。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如是，王全安《图雅的婚事》亦如是。
而且最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影片制作的预期中，如果想要走这样的一道“窄门”，一个潜台词就是，中国的艺术电影必须要取悦电影节的评委，首先向西方的观众献媚，获得西方对东方的认可。对一部独立的制作的电影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一种献媚行为更无奈的了。在中国的几乎所有在国外获奖的影片中，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反映中国这个有着神秘悠久的历史的国度中一直都苦苦挣扎生存的前现代人类的，那个在西方想象中的东方镜像，在西方观众中已经形成了被怜悯被关照的对象。在国外获奖的艺术电影，基本都是反映中国人民更多的是中国女性，这个更加弱势的群体，默默的、坚忍的、挣扎的和坚韧的生存姿态的影片。经过多少年中国电影人的经验积累，他们已经明白，西方观众需要的是中国人民的苦难叙事，只有通过自我施虐－受虐的过程，中国电影才能获得西方观众的情感认同。所以从《红高粱》开始，到前些日子《三峡好人》以及现在的《图雅的婚事》，中国导演们几十年如一日的抒发着他们对苦难叙事的赞歌。
说实话，看《图雅的婚事》的时候，心情颇为平静。这种平静致使我好像对这样一部所谓的优秀的获奖影片好像实在无话可说。也许，我们的生活中不乏苦难，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为苦难的生活而忧愁，但是面对电影中表现出的苦难生活，我却感到麻木。我们生活在苦难之中，但是却缺乏对苦难生活的敬意和对苦难生活的表现方式，一味的把生活的重担压在女性身上，然后表现中国女性的良善、坚忍和对苦难默默的抗争，这种抒发苦难的方式已经不能赚取人们的眼泪了。这样的通过镜头和影像的叙事来抒发对苦难的赞歌的方式，还不如我多年前读到胡风给萧红的小说《生死场》写的评论文章中对中国农民苦难一生的短短几句话来的震撼：“蚊子似的生活着，糊糊涂涂的生存，乱七八糟的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的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粮食，养出畜类，勤勤苦苦的蠕动在自然的暴君和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还有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里，有一位年轻人这么说他的穷困的父亲：“一辈子都在弄他的那片土，那只猪；结果自己也就变成了一片土，一只猪。”
看《图雅的婚事》的时候，我总想起贾平凹一篇类似情节的小说《天狗》。但是那篇小说中，天狗娶了他的师母，而与此同时他同样因为挖井而瘫痪的师父是和他的妻子还保留着夫妻关系。在中国大地的某些角落中，这是一种默认的风俗，一个女人可以同时拥有两个丈夫。而在《图雅的婚事》中，也许是为了表现政治正确的缘故，导演对此种奇异的风俗作出了巧妙的处理，让图雅和她的丈夫巴特尔先离婚具有了正当的合法的程序后，再寻找一个合适的丈夫。这个时候的图雅，提出她的新丈夫必须答应同时照顾瘫痪在床的巴特尔这种情节就表现出的一个女子道义和情感上的担当，而且这种担当无疑是值得尊敬和抒发的：这也许就是这部影片的最大看点所在。但是对比贾平凹对在小说种对中国女性身上的品质的那种迷恋，导演王全安在《图雅的婚事》中还是对中国女性在面对自己婚姻和生活问题的时候那种迷茫则作出了相对含蓄的处理。但是正是这种含蓄的处理方式，让我对中国电影中一再的抒发对苦难的隐忍表示出一种失望。如果仅仅是为了表现出所谓的原生态的苦难生活，以及对此生活用影像的叙事方式，或者说用客观的镜头抒发出来的话，这种苦难的沉重毫无疑问被转化为了一种生命的轻逸，和一种单纯的西方观众的猎奇。生命以及在生活中的暴烈和残忍的一面被镜头拉回了幕后，只有苦难诗意的表达。
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生命中不乏苦难，但是缺乏对苦难的表达方式，尤其缺乏影像中的对苦难生活的真正敬意。因此之故，我劝中国电影人，尽量远离苦难的抒情，直到你真正理解所谓的苦难生活。
思郁
2007-4-29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