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是塑造出来的，它充满了人为的技巧和动机，因而可以动摇，可以改变，前提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具备改变它的勇气。”这也是我看完《十二怒汉》之后产生的感想之一。 我很少看黑白电影，一是觉得它们太过古旧，必定沉闷老土，再者眼睛早习惯了色彩绚丽的视效怕得不到欣赏的享受，而选择看这部50多年前的老片也仅仅是因为它出现在豆瓣250的名单上，为了达成看完250的目标，我决定也像看《迷墙》一样一边刷着豆瓣小组一边开着播放器，等到电影放完，便可以理直气壮地点击“看过”的标签。而且很多所谓的经典都是过誉的，我总这样认为。 而这部电影在开始后不久便抓住了我的眼球，并最终迫使我停下刷豆瓣的手将播放器开到全屏，电影结束，我目瞪口呆。这何止是神作，这简直就是神作！ 电影的形式极度简化，简化到如同只剩一个长达90分钟的长镜头，一个房间，十二个人，一件事情。奇巧的构思，传神的演技，电影的制作者用90分钟将一件杀人案从来龙去脉讲述到细枝末节，同时还向观众展现了十二个人的不同身份、秉性甚至家庭背景以及对案件的态度和转变，全片没有一处无用的镜头，没有一句多余的台词，简直就像在一个水晶球中雕刻出一个完整的世界，令人叹为观止。 影片的立意在于突显美国司法制度的公正和对人性以及正义的探讨，而我在此想谈一些看影片时我头脑中所衍生出的个人想法，即他人的困境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 写出这几个字让我不得不想到苏珊桑塔格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关于他人的痛苦》，我还未得幸阅读这本书，只知道它仍是一本摄影评论，大约探讨的是面对惨不忍睹的摄影作品时，作为观看者的我们该报以怎样的感触。在《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中，因被指控杀父的18岁少年面临被判死刑的困境，十二名与少年完全无关的陪审员在影片一开始即给出了两种反应，11人认为有罪，1人认为无罪。而随着影片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少年的困境，其实影片给出了三种反应，一种认为有罪，一种认为无罪，而第三种，则是无关或者说盲从。即当面临一项于己无关并且不太知晓底细的事情需要作出判断时，我们往往会追随人数较多的一方。这是一个我们最熟悉不过的社会法则，少数服从多数，或者叫从众心理。一部电影的评价很高，我们便也买票去看，之后也连连称赞唯恐落伍；在逛街时看到某个店前人头攒动，我们也会凑上前去，甚至不一会儿就会排起长龙。这很正常，也可以理解，毕竟不可能人人都是鉴赏家，而好奇心亦人皆有之。而若当这热闹是某个人正在遭受痛苦呢，若你的选择或许会事关一个生命的存亡呢，是不是也会看见前面的人举起手来，我们也不思不想的把手举起呢？我们常会抱怨世界的庸俗和不公，其实造就这些庸俗和不公的可能除了我们自己没有别人。而当占据多数的一方义正言辞并且高声确定，自己又急于赶去看一场即将开始的比赛时，谁会愿意去做那个唱反调的人呢？影片中亨利方达所扮演的8号陪审员与其说是正义的勇敢的，毋宁说是清醒的，因为持有“合理怀疑”的原本并非只他一人，但他不肯从众，他选择做他自己。而反对方中也有一位清醒的，就是那位戴眼镜并且不怕热的先生。真正交锋的其实只是他们二人而已，这是一切的开端，无关乎正义的英雄主义，只是独立的自我思维而已。而其余的十人，则扮演的是充满偏见、冷漠、懦弱和无感的众人。 人类拥有感情，却往往又冷漠透顶。除了自己认识的人，我们对所有陌生的人都保持防御甚至攻击状态，我们曾不幸受骗，于是所有的陌生人都可能是骗子，我们都曾目睹过一个老人在自己面前摔倒，而四周却无一人上前搀扶反而唯恐避之不及。我们都曾被教导“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并且深信不疑。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全，我们住在房子里，我们建造了无数的城市，并且划分开来，我们构建了许多的郭嘉，并且严格区分界线。我们一边努力撇清与他人的关系，一边在自己所属的城市和郭嘉寻求着身份的认同。我们以自己的郭嘉取得成绩为荣，我们却对邻居家的哭声置若罔闻。我们没有价值观，社会的价值导向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从没想过什么人生态度，我们只是地球这个巨大蚁冢中的一员。我们像一群集体无意识的水母，浩浩荡荡地行进在缓慢变化的巨大洋流之中。 集体的冷漠和无意识是比罪恶本身还要严重的多的事情。从历史中我们不难找到这样的佐证，大众总是缺乏独立思维的，因此也最容易被煽动和利用。大众无疑也是冲动而平庸的，就像多米诺骨牌，只要给一点推倒的力量，就会触发连锁反应，如从山顶滚下的雪球，一发不可收拾。而当大众犯下了错误，除了事后的矫正和悼念，基本没有挽回的余地。而大众的错误也是无人可以指责的，因为那责任太过庞大，庞大到一个郭嘉都不敢承认，庞大到人们会觉得，那是历史，是必然会发生的无可奈何的事情。 柏拉图说过一句无用的话，“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说它无用是因为多数人根本不会承认那是真理，而若当真有一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示赞同时，那仍旧不会成为真理，因为只是多数人和少数人发生了互换而已，这是个无法破解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