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被战火蹂躏的欧洲尚未恢复元气，旨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和奠定和平基础的巴黎和会准备召开，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派出了时任驻美公使、全权代表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和会然而在欧美各国以及日本等列强意欲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大环境下，中国代表团人数遭到削减、德国在山东的利益眼看也要落入日本之手。顾维钧在会议上慷慨陈词，驳斥日方无理要求，然而公理在利益面前显得多么脆弱。顾维钧好友肖克俭之妻梅专程赶赴巴黎，寻找投身爱国工人运动的克俭。克俭在法国的活动、以及国内浩大的群众呼声令和会中的顾维钧等感受到责任重大。

1919，三个人来到了巴黎。威尔逊带着他的十四点来了，梅带着对丈夫的挚爱来了，而顾维钧则带着收回山东的要求来了。

威尔逊被后世认为是理想主义典范，他带有浓厚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情结，他说，我的国际联盟的设想就是这样的，它应该作为全世界人类的有组织的道义力量发挥作用，无论在何时何地出现错误的行为和侵略的行径，或者产生采取此类行为的企图，它们都要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那么在巴黎，是什么暴露在良知的探照灯下了呢？
集体安全制度，透过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基点来判定国际纷争的是非，尤其是遏制战争的重开，其本身所带有的理想主义色彩就很浓。这个制度的出发点是对一战惨烈的战局的反思，当传统的均势原则导致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僵化失去灵活性时，集体安全制度成为调解战后世界格局的首选。然而这中间存在两个问题，第一、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带有国际等级制度的烙印，从而没有摆脱维也纳会议的阴影。第二、集体安全从一开始就没有足够的能力完全约束各国的战争行为，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伏笔。因此，威尔逊带到巴黎的十四点没有带给世界足够的希望，良知的探照灯下，依然是分赃的勾当。

梅满怀希望地来到了巴黎，革命者的妻子不好当，整日担惊受怕。肖克俭的爱国方式显然有些过激，但是考虑到影片拍摄的年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们换个角度，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人爱，没有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那么这个国家也就不久于世了。今日爱国居然也渐渐成了贬义词，果真如此还真要国将不国了。盼望着美国驻军的人们永远不会理解肖克俭，他们只会谴责他忽视了梅。当他们把他们的亲人挂在嘴边的时候，也从心里把他们忘记了。梅不会，她真的爱肖克俭，否则不会带着那么重的报纸资料给他。正在革命着的革命者的爱情，总伴随着苦涩，也因如此才愈发接近了爱情最完整的本质。

顾维钧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既被国民党通缉过，也被共产党通缉过。作为一位近代职业外交家，唐德刚曾经在他的《社会文化转型综论》中评价道：“中国百年外交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一个是周恩来，一个是李鸿章。顾维钧只算半个。”时代的局限，政府的孱弱，让顾维钧只能以这样的面目留之后世。从这次巴黎和会的外交情况来看，顾维钧的外交生涯应当充满了压抑和艰辛。在根本漠视弱小国家利益的集体安全制度下，顾维钧的施展空间是极其狭小的。影片里顾维钧的所谓抗争，其实只是在精英层面上的，民众了解不到，即使了解得到也无需赞赏。因为纳税人养活这些外交官，其目的无外乎要求以其专业本领为国争利，外交官不能按其要求拒签，那么民众自然需要发泄其不满。所以有些人讲，打顾维钧的人是盲目的和愚昧的爱国者，我以为，顾维钧应该了解到民众意识的觉醒是近代外交的巨大转型和巨大进步，也是中国外交迈向近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因此这顿打让顾维钧郁闷，但并没有让他走向反面，民意在他这边，他可以违抗政府的训令。
顾维钧到会场然后拒签这段戏是导演虚构的，现实中，签字现场中国代表团的两张椅子是空着的，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