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向来缺少“悲”的概念，直到现在也没有改变。真正的“悲”是西方的，源自希腊悲剧。那是人与命运抗争，显示自身存在价值的光辉时刻。然后这种进取的悲壮情怀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中国的文化有的是“惨”，很少有“悲”。因此我们平时所说的中国古代悲剧实质上不过是惨剧罢了。《窦娥冤》就是血淋淋的惨，里面没有任何“悲”的东西。

因为这种“惨”的概念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在老百姓的观念里命就是惨的，而且你不可抗争，只能接受。于是产生了一大堆表达此种态度的词——听天由命、随遇而安、逆来顺受……

“惨”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电影自然不能幸免。任何微观个体的历史叙事都在呈现一种“惨”，中国电影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比“惨”的竞赛。

越惨越好，越惨越受欢迎，因为中国观众对“惨”会自动产生共鸣。（这是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张艺谋的《活着》是惨，陈凯歌的《霸王别姬》也是惨，还有无数描摹个体命运的电影都是以“惨”为中心的。人没有抗争的意志和勇气，只能安然承受历史和人事加予的悲剧。

王小帅的《许久天才》同样不能避免，骨子里仍旧是老一套的“惨”：中年丧儿，计划生育不能二胎，领养儿子流落他乡，最后落魄归来。

但王小帅聪明地将这种“惨”淡化，并在所谓的“生活智慧”中隐藏掉“惨”的根源：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这何尝不是“阿Q精神”的一种变体呢。

而人物原本可以抗争的意志和勇气被漠视，即便抗争注定失败，不求行动，哪怕有些话语上的表示也成；但没有。

《地久天长》于是成为中国电影“比惨”艺术长廊中最新一部作品。

那么到底有没有中国导演拍出“悲”呢？我想还是有的。

侯孝贤的电影真正触到了一种“悲”。这不是说因为《悲情城市》的片名带“悲”，电影就是悲的，而是当侯孝贤用摄影机远距离观察／注视人物行动的时候，触发了一种怜悯的悲情。

看完《戏梦人生》，我们都感觉到了一种悲凉，那是人在历史变迁和世事浮沉后积淀下的尊严。这是一种“悲”，引发的是悲悯的情绪，虽然还算不上西方意义上抗争命运的“悲”。

（“悲剧”，创作者对人物有爱意；“惨剧”，人物是创作者的操控工具。

“悲剧”，人物有尊严；“惨剧”，人物没有尊严。

“悲剧”，观众自然而然流出眼泪；“惨剧”，观众被硬生生逼出眼泪。）

还有胡波的《大象席地而坐》，也是华语电影中真正表现出“悲”的绝少作品之一。

《大象席地而坐》中的人物是“悲”，很少是“惨”。他们对社会有着无止尽的愤怒，他们尽情发泄着。

他们虽然不知道怎么改变现状，但他们诅咒命运，诅咒这个溃烂的社会。

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气，是胡波这个年轻生命真切感受过的。

虽然胡波最后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但我想他肯定抗争过，他在生活中抗争，也在艺术中抗争。

他把自己的抗争写进了电影和小说，两者在他死后代表他继续抗争。

自杀，即一种不想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抗争。

结果是我们被馈赠了真正的“悲”，这是无比宝贵的东西。

悲与惨：中西方文化之别

第三条道路，日本电影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