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人的命运在轰轰烈烈的时代面前总是渺小到可以忽略不计。个人，如果勇敢地站出来想阻止时代洪流，多少像奋力扑向风车的唐吉坷德，往往只能当殉道者，而更多时候，个人甚至连选择当旁观者的权利也没有。可是普通人...

 曾经有人问我，学文学理论有什么用，我开玩笑回答说：“可以看懂文艺片”。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我毫无疑问地把它归入了文艺片的范畴，可能是我的文学理论修养还不够，因为对于这部电影，看了两遍之后，才依稀觉得自己略懂了一些。影片的压抑如同它昏黄的色调，一种老电影的历史厚重感伴随着令人心酸的情节舒展，然而，电影的主题——悲情，却是我用耳朵感受出来的，这是一部可以“听”的电影，我不想过多谈论影片的历史题材和政治意义（他们已经被充分谈论了），我只想就我直观的感受，代我的耳朵告诉你它的故事。

听缄默——无声世界中的温情与无奈
 影片的主角林文清，从八岁开始变成了聋哑人，世界对他是残酷的，“他是最聪明的孩子，也许是上天的嫉妒，夺走了他听力”，世界对他又是偏爱的，兄长们卷入黑帮官僚仇杀之中，他却因为身体缺陷，几次化险为夷。除了宽美，他是主要人物中最与世无争的，在那黑暗无情的世界中，无声甚至给他带来了一抹幸福与温和。与宽美相爱、结婚，有宽容的友爱，兄长的照顾，在文清沉默的世界中，无言的交流散发出淡淡的脉脉温情，同时也灌满了逆来顺受的隐忍。
 文清的存在就是悲情的证明，在光复后的台湾，做一个健全人实属不易，做一个残疾人，要在那个社会中默默生存、默默抗争生活，更是不易。他在家族中幸存下来，却为了家族悲剧的见证人，当亲人朋友一个接一个离他而去时，此时还活着的人将承受着生命不能承受之重。这份无声的沉默，比任何悲苦的陈述更具感伤力，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运用于文清身上，可以牵动任何人的心痛而不受语言、内容的限制，在这瞬间，那种隐忍中的悲歌拨动着我们内心深处的回忆，发出心底的共鸣。
文清的相机，似乎代表了他的性格。以摄影为生的文清，相机只记录、不言语的特点也是文清的特征，他可以含泪吞下社会的不公与不幸，默默地活着直到那些苦难变成了他脸上那无奈而逆来顺受的表情，他是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无处反抗也无力反抗。最后一部分，文清为自己一家三口拍了合影，但这是他最后的记忆，他那时的表情让我想到了祥子，同样是在动乱的社会中，充满艰辛与无奈的生活，毕竟是要继续的。
文清的世界是陌生化的。与世无争的他最终还是卷入了政治事件。文清入狱时，他的狱友被叫去“开庭”，诵经的音乐响起，文清默默地注视着他们穿上鞋袜，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没有一句话响起，只有陌生化的镜头，仿佛那些在下一秒即将逝去的灵魂在一丝不苟地做着高尚的事业，准备英勇就义。陌生化的无声镜头，正是文清的世界，直到他等来那两声枪响，和他的审判，不，他是听不见的，只能默默接受命运的安排。
离开，是真的解脱吗？家族在兄长死后崩溃，为了躲避因政治事件而受到的追捕，文清带着妻子选择离开。站在车站站台上一家三口静默的身影，并没有向我们宣扬什么，只是安静的展示：离开后就能摆脱死亡的阴影吗？未来的生活将何去何从？
这样的安静，伴随着深刻的忧伤，腐蚀到骨子里，加深了初冬的寒意。

听故事——宽美柔弱而坚强的声音
如果说大哥和宽容的死、三哥的疯，家族的离散是时代悲剧的缩影，那么宽美的存在为这个悲情的时代添上了一抹温情。宽美的对话不多，但是她温婉的声线时时伴随着左右，贯穿了整部影片。一个恬静如水的女子，用她细腻的女性化的日记笔调，一字一句敲打在屏幕上，像黑底白字的诗篇，让电影充满了诗人般的忧伤。
文清和宽美的初次相识，是乱世中的一副唯美的画卷，宁静的山路上，“山上已经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淡淡的美景伴随着清凉的寒意，宽美透着莫名哀愁的温柔声线，让我竟一时忘记了影片中的时代，一次永恒的邂逅，谁也不会去想接下来有多少苦难和心酸，满眼中只有对幸福的渴望。
如果说文清是悲情时代的忍声者，那么宽美则是这个时代的顺从者。宽美为文清“讲述”落樱的故事:“日本人最爱樱花那种在‘最绚烂时即不犹豫地凋零’的壮丽，他们认为生命就应该这样。哥哥曾经告诉我，明治时代，有一个女孩，从瀑布上跳卜去自杀，遗书上写着，我不是厌世，也决非失意，而是而对这么灿烂的青春，怕它一旦消失，不知如何是好？不如就像樱花一样，在生命最美的时候，随风离枝那时，好多的年轻人，都被这个少女的死和她的遗书振奋起来，那时，也正是明治维新，热情燃烧的时代啊。”虽然许多爱国青年把这个故事当作为国家献出青春的豪言，但是政治与宽美无关。从她淡淡的语调中，我只能听出她对于这种为樱花和即将消逝的青春的叹息，而不是愤世嫉俗的批判。政治的变动远离这个与世无争的女子，她的眼中只有人性的温情和永恒的希望，哪怕它虚无渺茫。日本殖民政府的撤离，在她眼中不是复仇的快感，而是与好友静子离别的心酸，她心中的人情味远远超越了现实，帮助她在黑暗动乱的时政下，得以永恒地保留着潘多拉盒子中的希望，这是她柔弱而坚强的生命中的闪光价值。
宽美的讲述很普通，只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对于自己生活的描述。就像安妮日记，没有矫揉造作的成分，却散发出巨大的悲情力量。侯孝贤一刀不剪的共时性叙事，让那些想急切知道剧情的浮躁观众沉静下来，安静地倾听女孩娟秀的声音，一如她的字体。特别在影片的结尾，宽美在给阿雪的信中写道：“阿谦已经长牙了，笑的神情很好，眼睛很像四叔。有空来家里走走，九份开始转冷了，芒花开了。满山白蒙蒙，像雪。”如此贴近生活的一封家书，在我们对情节有了初步了解之后，像一个引子，把郁积的两个多小时的叹息与悲伤领了出来，可是那种平和的语调，又使我们把想要抒发的悲情咽了回去，只在心里默默回荡。此时文清被当局抓走，生死未卜，宽美却已经成熟了，起初她对于自然的偏爱还是因为涉世未深，以单纯的眼光去观察这一切而得来的，但是现在，经历了静子无奈的离开，哥哥梦想破灭的离开，文清的离去，虽然她眼中的景色依旧永恒美丽，在那种美丽的目光中却多了她对于生活的理解，对苦难的顺从。儿子阿谦在桌上爬来爬去，她慈爱地将他抱开，生活还在继续，生命在远离她，但是希望一直相伴，如影随形。
柔弱而坚强的女子，因为有了希望，有了如水的纯净与柔情。

听话语——来自各个角落的声音刻画社会
影片的语言是复杂的，闽南话、国语、日语，夹杂在人物的对话中，直观地展现出那个时代的悲剧，就像片中林文雄呐喊中的不平：“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众人吃，众人骑，没人疼。”经过多年殖民统治的台湾，日语已经和闽南话一样渗透进百姓的生活中，而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却像一个外来入侵者，插入了台湾，带来的更多是不确定以及社会动乱、腐败的加剧。大哥、三哥的死，都是操着普通话的上海黑帮造成的，而文清因“2.28”事件的被捕，也是国民党当局从大陆派去的官员指使的。
影片中围绕“2.28”事件有三次广播。事件发生时，当局的态度是暧昧的，宣称事情很小，呼吁民众克制；可是郁积了多年的民愤早已接近爆发的边缘，外来的投机者入岛寻一份利，拉帮结派胡作非为；外来的国民党入岛求一份权，腐败专政血腥镇压。当事件扩大，当局为了作缓兵之计，提出了种种安慰本岛人民的措施。可是当援军一到，当局却立刻撕下了伪善的面具，对参与事件的社会正义人士进行血腥残酷的反攻倒算，宽容和文清都因为此事遭到厄运。在那样的年代里，爱国济世的青年们怀抱理想，可是却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绝望，在越来越多人选择隐忍的同时，因为有他们的坚持，才能保护更多百姓。然而导演并没有一味地抨击国民党当局的狡猾，他对于整个历史事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2.28”事件发展到后来，甚至变成了本岛人对外来人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与驱逐。文清在火车上因为不能回答愤青们的问话，险些被当作外来者遭到殴打。逼急了的文清声嘶力竭地喊出了一句“台……湾……人……”，那样嘶哑、无力，正如同本岛人民，在绝望的生活中喊出对“生”的希望，而这希望又是那么的渺茫。
桌子是影片中最主要的道具之一，投机分子和黑帮围着桌子进行交易，片中多次重复林家一起吃饭的镜头，桌子也可以成为宽美读信写日记的地方。导演对这些镜头都采用了长镜头的拍摄手法（这正是文艺片让我难以忍受之处……全家人吃饭可以一直没有任何台词地拍上5、6分钟……），也许是为了让我们去体会这种沉默中的人物内心的希望，也许只是为了默默展现真实的生活，总之，在静止与沉默中，有一种悲哀蔓延。

听音乐——悲情催化剂
毫无疑问，这部影片的配乐是极其出色的。通过查询，我发现这部影片的主题音乐正是著名的日本音乐大师喜多郎制作的。宏大的场面、充满东方色彩的旋律，赋予影片慷慨而怜悯的气质。在情节急转而下的时候，利用急促的鼓声或隐约的哭声作为音桥，连接下一个场景。在影片开始听到主题音乐时，还是一种全景式的震撼，可是当结尾复现主题时，它却蒙上了悲凉的色彩，正如同那个时代，有慷慨之士的豪言也有普通百姓的隐忍和苦难。
另外两段音乐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歌曲穿插，相较于宏伟的主题音乐，更能给我带来冲击。
在林家酒楼的二层，文雄和一群久未相聚的朋友共同谈论着台湾的命运，感慨祖国命运多舛。他们一同唱起《流亡三部曲》，一面疯癫似的借酒消愁。“‘九•一八’流亡，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知识分子寻根的情感诉求，不禁溢于言表。在楼下的聋人文清似乎也感受到了楼上人的哀歌，尽管他听不见，他抬头望着远方，眼神里充满了迷茫。台湾的未来何去何从？何时才能盼来安定繁荣的一天？生活终将继续，绝望独自蔓延……
影片中的历史题材可以在《流亡三部曲》中反映出来，而另一个主题——绝望生活中的希望，却是在《红蜻蜓》这首歌中反映出来的。当支撑人们活下去的愿望只剩下回忆时，那回忆中的脉脉温情让我们不愿放弃生的希望。宽美送别静子时，回想起日占时一段较为平静的生活。那时候她和哥哥、静子和她的哥哥融洽而平静地教书、学习，一曲《红蜻蜓》祭奠了美好但已消逝的岁月，优美的旋律如今却像哀歌，存在于永恒的过去。正如同我们对美好童年的回忆，是否也有这首《红蜻蜓》？
二胡和竹笛似乎天然是属于悲歌的，文雄的葬礼上，二胡的旋律掩映了家人痛苦的哭声，然而同样的音乐主题却在下一个场景——文清的婚礼上想起。导演总是把悲剧安插于舒缓的温情场景前，一悲一喜的对比，使得影片生活中好不容易出现的欣慰，变得更加悲凉，即使是喜事，也透着十二分的悲哀。

侯孝贤谈起这部电影，曾说他希望拍出的，是自然法则下人们的活动。作家阿城评价说这部影片“展现了个人在乱世中的选择”。影片开场的分娩场景，象征着阵痛中的台湾，一面是新生，一面是苦难。正直而有责任感的文雄，从耐心劝阻忍气吞声，到最终的爆发和死亡，悲情时代没有放过他；疯癫自私的文良，时代让他癫狂和沦丧；隐忍无声的文清，即使保持沉默，时代已然没有放过他；积极投身报国济世的宽容，最终消失于当局的迫害。只剩下甘于忍受，却还怀有一丝希望的宽美，一直守候着文清的归来。
这个季节很美好，也很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