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一年，我们共同看到了太多关于女性处境令人愤懑的新闻：著名大学教授公开表示女性不适合做学术；孕妇因无法剖腹产跳楼致死；女学生长期遭受导师性骚扰......尽管我们身处未来感十足的2018年，但在女性问题上，我们的许多想法仍然如同停留在前现代，甚至不少人不敢大声说出自己是女权主义者。
而有这样一个故事，写出了女性魔幻而又真实的处境。要盘点过去一年最受关注的美剧，《使女的故事》一定榜上有名；第二季也已经摄制完成，将在今年4月份播出。消息一公布，不少剧迷已经开始翘首以待。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为何会让这么多人欲罢不能？
故事从一个叫奥芙弗雷德的女性展开，她是基列共和国的一名使女，还是这个国家中为数不多能够生育的女性之一。她被分配到没有后代的指挥官家庭，帮助他们生育子嗣。和这个国家里的其他女性一样，她没有行动的自由，被剥夺了财产、工作和阅读的权利。除了某些特殊的日子，侍女们每天只被允许结伴外出一次购物，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眼目”的监视。
在这个世界里，女性的身体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成为一个会移动的生育机器，只被当作后代繁衍的容器。女性在这个故事里的处境和举动，之所以能触动这么多人，正是因为它触动了无数可以映照当下的思考：女性的生育自由、代孕、人口衰退、环境恶化......
而重要的是，女性不是一个会移动的生育机器，所以她们不应当如此被对待。如同作者阿特伍德所写：“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为什么说女性不应当被认为只是一个容器，而应该是一个跟男性一样的立体的、丰富的、自主的人？因为她们的确如此。
撰文 | 李佳钰
拉结说，“有我的使女辟拉在这里，你可以与她同房，使她生子在我膝下，我便因她也得孩子。”
——《圣经·创世纪》第30章第1-3节
产日，是伊丽莎白嬷嬷负责全程主持。
医生和配备了各种仪器的救护车，只能守在房外待命，除非情况万分危急。整个住宅区的女人们都赶来了，在警报的召唤和产车的护送下，纷纷聚集在二楼那间主卧里。即便屋里已闷得透不过气，女人们大汗淋漓，可她们仍然按照以前所教，有序地围在产凳旁，一齐有节奏地吟诵着“用力，用力，用力”。
这是只会在基列共和国见到的生产场景。产妇是两个人，产凳也因此设置成双座的，一前一后，一下一上，为的是让二人在生产过程中合为一体：高居后座的是主教夫人，双腿叉开伸向两旁，仿佛临盆在即；被夹坐在前方的则是挺着大肚，“像一只硕大水果”的使女，一边痛苦呻吟，一边使劲用力。
《使女的故事》作者：（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译者：陈小慰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12月
使女的身体不属于自己，只被当作“有用的容器”。
《使女的故事》里，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圣经·创世纪》中拉结和使女辟拉的故事，构建了一个荒诞离奇却有史可依的未来世界，正如阿特伍德在新版序言中强调，她“不会在书中放入任何詹姆斯·乔伊斯称之为历史的‘噩梦’中不曾发生过的事件，或者任何不存在的科技。没有想象的小发明，没有想象的法律，没有想象的暴行”。所以无论这本书读起来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请你相信，那些不可能重演的有可能随时上演，那些曾经拥有过的很可能随时不见。
圣洁容器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
过去就这样消失了。仿佛一夜之间，却又不是瞬间改变。“就像躺在逐渐加热的浴缸里”，等待噩耗慢慢降临。
从前女人们还可以戴着大耳环，身穿前面有一排纽扣的衬衫。她们可以解开，也可以不解开。那个时候人们看起来还都可以做选择。可丽迪亚嬷嬷说，“从前那个社会毁就毁在有太多选择”。
连奥芙弗雷德也开始渐渐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经穿着泳衣在沙滩上待过。对于这类事情，人们的观念总是转变太快，她已经很久没看见女人穿薄薄的丝袜和刚过膝盖的短裙了。基列国的女人们不会这么毫无顾忌，即便夫人们也是如此。使女的身份，更让奥芙弗雷德不得不把自己裹进长及脚踝的裙里。全身上下都是红色，这是使女们的标志。脸上裹着白色双翼头巾，是为了让她们与世界隔离，而搭配红裙红鞋的红斗篷、红手套、红雨伞，则让她们看上去好像“浸在鲜血里”。
《使女的故事》原作者，玛格丽特·阿特伍德（1939- ），现居多伦多，被誉为“加拿大文学女王”。
（阿特伍德不仅是一位勤奋多产的作家，也是二十世纪加拿大文坛为数不多享有国际声誉的诗人。她获得过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的大多数重量级国际文学奖，并被多伦多大学等十多所院校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她的作品已被译成三十多种文字。2017年，阿特伍德获卡夫卡奖和德国书业和平奖。）
“要把自己当成种子”，或是一只训练有素、直立行走的母猪。“红色感化中心”里，嬷嬷们要使女们铭记，“恭顺站立等待的人也在侍奉上帝”，使女们要体谅夫人们的不幸与不易，做“圣洁的容器”，供她们生养，让她们成为受难的母亲。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要知道过去奥芙弗雷德也曾做过母亲，那时卢克也还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可有一天女儿却和她时常在手里把玩的毛绒兔子一同消失了，再也不见踪影。卢克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从此了无音讯。奥芙弗雷德不知道自己该问谁，也不知道到底能问谁，如今到处都有隐藏真实身份的眼目，以及告密者。还有哨卡上方的探照灯，路两旁埋伏的机关枪手，卫士们动不动就开枪，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生命的意义。
甚至奥芙弗雷德以前根本不叫奥芙弗雷德。她有她自己的名字，只是现在被禁止使用。使女们的名字都是“奥芙”（of）开头，表示从属，后面的名字则指代她们所属的大主教。这也意味着，今后无论是谁做了弗雷德主教的使女，都会被叫作奥芙弗雷德，而现在的奥芙弗雷德之后被叫作奥芙格伦、或是奥芙查尔斯也不一定。
无忧无虑
“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不只奥芙弗雷德还时不时沉浸在原先的生存方式里，很多人大概都一样。
虽然一切都变了。历经地震、核爆炸和有毒物质的侵袭，基列国环境不断恶化，期间出生的非正常婴儿占比也越来越大。他们这才在大劫难后提出把使女列入新颁布的法律：将有生育功能的女人分配给没有子嗣的大主教家里，好帮助他们延续后代，繁衍生息。
《使女的故事》同名电视剧集，第一季、第二季海报。
授精仪式也成了每月家中必须进行的一项常规活动。铃声响过之后，房子里的所有人都需要出现在起居室里：着黑色制服的主教，穿天蓝色裙子的夫人，还有使女、女佣和司机。由主教先行诵读《圣经》中的段落，寓意多多生养，以及使女的正当。接着“一家人”便按照规矩行使各自职责：夫人躺在床头上方，穿戴整齐，两腿张开；使女夹在中间，头底顶着夫人耻骨，裙子卷在腰部；下面主教则完成他的步骤，不带丝毫感情，像行军步调似的动作着。这里所进行的一切都非消遣，而是严肃的仪式，由“一家人”共同参与的仪式。
丽迪亚嬷嬷常说，温顺的人有福了。因为顺从，如今的人们都学会了“离开许多东西照常生活”，就像奥芙弗雷德再也没有听过卢克和女儿的消息；使女们也很难触碰到布料和木头以外的东西，更不用提烟和酒了；就连屋里所有可以系绳子的东西也被拿走了，墙上的镜子也被取下，窗只能稍稍开启，并装了防碎玻璃；杂志在很久以前就被烧毁了，因为阅读和思想同牛奶和蜂蜜一样需要限量配给；律师和大学教授们也都不见了，学校关闭，大门口设了哨卡和警报器，靠近大门的围墙上挂着一排示众的尸体。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没有什么是不正常的。“所谓正常，丽迪亚嬷嬷说，就是习惯成自然的东西。眼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可能显得有些不太正常，但过上一段时间，你们就会习以为常，多见不怪了。”
按照丽迪亚嬷嬷的说法，女人们更该庆幸。因为如今遍布的哨卡和机关枪，让大街上再也没有男人会对她们口出讳言，动手动脚。“自由有两种，丽迪亚嬷嬷说。一种是随心所欲，另一种是无忧无虑。在无政府的动乱时代，人们随心所欲、任意妄为。如今你们则得以免受危险，再不用担惊受怕。可别小看这种自由。”
难以置信
改变可以在一夜之间
基列国里当然是有自由的，不过只属于部分人。就像主教，房子里只有他的办公室可供男人们出入，连夫人都不可踏进半步。当然某些时候，主教会为奥芙弗雷德破例，他让司机尼克为他传话，晚上九点，他想见她。
这不是主教第一次召唤与奥芙弗雷德单独相处了。之前另一个奥芙弗雷德就因这样的私密幽会被夫人发现，自行了结。可其实无论是哪个奥芙弗雷德都没有选择的权利。她只能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门前，却发现这里有着“另一个天地，正常生活的天地”。
环绕四壁的全是书，还有正常生活里应该有的一切。要知道曾经就是在一天之内，女人们被剥夺了所有这些东西：工作、经济、还有阅读。没有人可以解释这一切。上司只是告诉你，抱歉我不能留你工作了，法律让你离开；而街头小店收款的年轻人，也只是在反复输入正确的卡号后告诉你，红灯亮即意味着这张银行卡已经永久失效。
《使女的故事》英文版《The Handmaid's Tale》Margaret Atwood Anchor Books,March 16th 1998
没有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改变就是可以在一夜完成。当然，报纸上不是第一次才有这类消息，只是人们从不觉得自己就是新闻里的人物，“我们生活在各种报道之间的空白里。”直到报纸停业关闭，道路开始设卡，色情商场关门，人们才意识到水温已然接近沸点，噩耗已经逼近。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当然，总有办法能适应这一切，比如随之兴起的黑市交易，以及官员才能光临的“荡妇俱乐部”。再待久了会发现暗地里每个人都在试探着跨越边界：大主教渴望奥芙弗雷德陪他玩拼字游戏，在临别时温柔地吻他，“就像真的一样”；夫人则低声提议，既然奥芙弗雷德肚子久久没有动静，不如让司机尼克成为那个代替的人，“只要那个孩子健康”，一切似乎都不成问题。
还记得嬷嬷们在感化中心引导的问答：有过被轮奸经历的珍妮被大家围在中间，被异口同声的高喊吞没，“大家来说，这是谁的错？”“她的错，她的错，她的错。”“是谁引诱他们的？”“是她，是她，是她。”“上帝为什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为了教训她。”仅仅经过一次珍妮就学会了，这次是她先开了口，“是我的错。是我自己的错，是我引诱他们的。我罪有应得。”教导和习得就是这么容易。
脖子上挂着相机的外国游客抱着猎奇的心态，想请翻译帮忙问一下低头走在路上，穿着红衣的奥芙弗雷德，“你们快乐吗？”“不错，我们很快乐。”奥芙弗雷德喃喃，因为“我总得说些什么。除此之外，我又能说什么呢？”
附记：关于《使女的故事》的三个问题
1.《使女的故事》是一部“女性主义”小说吗？
如果你指的是一本宣传意识形态的小册子，里面所有女人都是天使，或是失去道德选择能力的受害者，或者二者皆是，那么答案是否定的。但如果你说的是这样一部小说，里面的女性均为有趣且重要的人类——性格各异、举止不同——在她们身上发生的一切对这本书的主题、结构和情节都至关重要，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意义上，许多书都是“女性主义”的。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为什么说女性有趣且重要呢？因为她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确如此。她们并非自然造化事后添加的产物，也不是人类命运中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对此，每个社会一直以来都再清楚不过。没有女性生育，人类将不复存在。正因如此，对成年女性、少女、幼童的大规模强暴和谋杀长久以来都是种族灭绝战争以及其他意在征服和剥削某个群体的战争的特征之一。
杀掉他们的婴儿，用自己的来取代，猫类是这么做的；让女人生育孩子却无力抚养，或者为了自己的目的将孩子从她们身边夺走，偷盗婴儿——这是一个广为流传、古已有之的主题。控制妇女和婴儿，是地球上每一个专制政权的特征。拿破仑和他的“炮灰”士兵，奴隶制及其手段花样翻新的人口买卖——它们与此都同出一辙。对那些推行强制性生育的人，我们应该质问：这么做“谁能获利”？有时是这部分人，有时是那部分人。总有人获益。
2.《使女的故事》是反宗教的吗？
同样，这取决于你问题的涵义。的确，一群专制主义的男人掌握政权，试图重新建立一种极端的父系社会，禁止女性阅读（就像十九世纪美国黑奴一样）。更有甚者，她们无法掌管金钱，无法在外工作，连《圣经》里的一些女性都不如。这种政权利用《圣经》里的种种象征标志，任何掌管统治美国的独裁政府都不会放过这些资源。
基列国的女性穿着的朴素服饰来自西方宗教标志——大主教夫人们身着蓝色，象征纯洁，源自圣母马利亚；使女们身着红色，象征分娩时的出血，同时也源自抹大拉的马利亚耶稣从其身上驱逐出7个恶鬼的女人。另外，如果你要出逃，红色也更容易辨识。社会阶层较低的男人们的妻子被称为“经济太太”，着条纹服装。我得坦白说，那些遮挡脸部的系带女帽，其灵感不仅来自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服饰以及修女服饰，还来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某个老牌荷兰清洁剂的外包装，上面有个女人的脸被遮盖住，孩提时我很惧怕这一形象。许多极权主义都曾采用服饰来识别和掌控人们，无论是禁止穿什么还是强制穿什么——想一想纳粹时代强迫犹太人身上佩戴的黄色六角星符号和代表高贵身份的罗马紫——它们中许多都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统治。这让异教徒的欲加之罪更加轻而易举。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在这本书里，占主导地位的“宗教”逐渐掌控大权，成为统治性教义，我们熟悉的宗教教派被逐渐废除。通过秘密渠道逃往加拿大，正如我所料。奥芙弗雷德本人也有一本私藏的《圣经》主祷文，她拒绝相信眼前这个政权是由一个公正、慈悲的上帝所授予。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一些宗教集团发起各类运动，保护弱势群体，其中包括女性。
因此，这本书并不是“反宗教”的。它反对的是以宗教作为暴政的掩护；这就完全另当别论了。
3.《使女的故事》是预言小说吗？
这是我被问到的第三个问题——甚至就在一九八四年，我正在写这本小说时，随着美国社会中的某些人掌权并通过法令，声称要做到什么——这个问题就开始被问了又问，日趋频繁。不，这不是预言小说，因为预知未来实在是不可能的事：有太多的可变因素，各种可能性都存在，根本无法预知。是否可以说这是一部反预言小说： 如果未来都能够巨细靡遗地讲述出来，或许就不会发生。但这种想当然的想法同样也靠不住。
许许多多不同的材料孕育了《使女的故事》——集体处决，禁奢法令，焚书运动，党卫军的“生命之源”计划，阿根廷将军偷窃幼童的行为，蓄奴制的历史，美国一夫多妻制的历史……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
但还有一种文学形式我尚未提到： 目击者文学。奥芙弗雷德尽其所能地记录了她的故事；然后将它藏匿起来，相信日后可能会被某人发现，而这人能够看懂其深意并传播出去。这是一个充满希望之举：每一个被记录下的故事都暗含着一个未来的读者。鲁滨逊记日记。塞缪尔·佩皮斯也写日记，他详细记录了伦敦大火。黑死病瘟疫期间也有很多人这么做，但他们的许多记录常常戛然而止。还有罗密欧·达莱尔，他记下了卢旺达大屠杀，以及世界对这一事件的冷漠态度。还有安妮·弗兰克，把日记藏在她的秘室里。
有两种读者会读奥芙弗雷德讲述的故事： 一种是在本书的末尾，在未来的某场学术会议上，这种读者能自由阅读，但并不总是如我们所愿的富有同情心；还有一种就是任何一个时代里的个体读者。这是“真正的”读者，每个作家为之写作的“亲爱的读者”。许多“亲爱的读者”自己也会成为作者。这正是所有我们这类写作者的开端：从阅读开始。我们听到某本书正在发声，向我们絮絮诉说。
最近的美国大选之后，恐惧与焦虑蔓延。人们普遍认为，基本的公民自由受到侵害，过去数十载、甚至几个世纪以来女性赢得的许多权利也面临危机。在这样一种分裂的大气候下，对许多群体的仇恨开始滋长，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者开始表达对民主政权的嘲讽。因此可以肯定，在某个地方，某个人——我想应该有许多人——正在写下他们的亲身经历。或者他们将铭记在心，日后如有可能，将其记录下来。
他们的讯息会被压制和埋藏吗？几百年后，在一座老房子的一面墙后，会有人发现它们吗？
让我们希望一切不至于糟糕到那个地步。我坚信不会。——选自阿特伍德为《使女的故事》所作序言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作者：李佳钰；编辑：张畅，走走。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